一、人物简介

翁文灏（1889－1971年），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中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学者，辅仁大学教授，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之一，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翁文灏曾以学者之身份在国民政府内任事，在抗战期间主管矿务资源及生产。1948年更曾担任行政院院长，在任期间推出金圆券，引起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胀，声名大坏而下台。1948年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

二、生平及贡献

1889年 出生于浙江鄞县；

1902年 通过乡试中秀才；

1912年 在比利时法语鲁汶大学(Louvain)获地质学博士，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到中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事；

1913年 创办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同时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曾为清华地质学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1932年 出任军事委员会国防计划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秘书长；

1934年 任焦作中福煤矿整理专员， 并兼任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焦作工学院常务校董；

1949年 任台北总统府秘书长等职；

1935年 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35年 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937年 出任经济部长；

1945年 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1948年 任政府行宪后第一任行政院长；

1949年 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国巴黎；

1951年 经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经香港回到中国；

1954年 获任政协委员；

1971年1月27日 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翁文灏的主要贡献：

 1.中国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的编写者；

 2.第一位撰写中国矿产志的中国学者；

 3.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的编制者；

 4.中国第一位考查地震灾害并出版地震专著的学者；

 5.第一份《中国矿业纪要》的创办者之一；

 6.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地质学者；

 7.第一位系统而科学地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

 8.第一位对中国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

 9.燕山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的首创者；

 10.组织领导开发中国的第一个油田。

三、轶事

中国地质的开创者

在北京市兵马司胡同15号院的2层小楼的一条昏暗嘈杂的走廊里，搬开积满厚厚灰尘的垃圾和纸箱，在一面斑驳的黑板上，依稀看得见刻有“翁文灏”三个字，这里曾是翁文灏担任所长的“地质调查所”办公地点。离小楼不远，就是热闹的西单市场。与陈寅恪、梁思成并称为当时三大国宝级人物的翁文灏，和他领导的中国最早的科研机构，在热闹中保持着静默。而就在约90年前，这个人曾参与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质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就曾因招不到学生而停办。翁文灏却于1913年奋而发起成立地质调查所，并将其办成“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源头。中央研究院评出的第一批院士里，地学界的6位院士中，有4位出自这个调查所。有评价称：“地质调查所的成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科学事业中，确是一颗明珠。” 

而这一段中国科学思想史上很难再现的辉煌，是在一步一步的考察途中慢慢写就。 当时的知识分子，许多埋头于书斋做学问，翁文灏却把“担斧入山，披荆斩棘”当成科学研究者的本分。作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这个来自浙江的小个子经常手足并用，“爬过从没有路的路”。他在野外考察时，不是步行，就是骑毛驴。在人烟稀少的矿区考察，随身背的柳条包里还总带着凿子和矿石。 他和同时代的一批先行者，将这一传统深深植入当时的中国科学界。直到不久前，北京大学一名年轻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传授实地考察的技巧时，仍然忍不住一边感叹浮躁时代里践行者越来越少，一边怀念起翁文灏。 “以实地调查为宗，室内研究为辅。”， 这是地质调查所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地质调查所的同事还记得，翁文灏甚至希望“所有搞地质的人都要下矿井看一看”。在他的主持下，地址调查员们背着经纬仪和无线电收报机，一点点测绘地质图。在路上，有人用毛驴代步，有人干脆推着独轮手推车赶路。 在找到北京周口店有原始人存在的证据之前，许多人先后放弃了挖掘，只有翁文灏坚持要求调查员裴文中“身居陋室，白天挖掘，夜晚挑灯自修”，最终发现了“北京猿人”头骨。 

作为先行者，翁文灏和同事们几乎每一次调查和每一篇学术文章，都在创造“第一”。 他的《甘肃地震考》是中国地震科学考察的序幕，确立了比较接近事实的地震带分布。他创立了“燕山运动说”，撰写了《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他广泛进行地质、矿产勘察，组织地质学家进行中国地质科学史上的首次石油地质实地考察。 从无到有的中国地质学，在翁文灏们的努力下，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令国际学界刮目相看。人们惊异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而翁文灏领导的地质调查所，被称作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中国人伟大的骄傲”。 而这个骄傲似乎渐渐地被埋没了，“文革”前期，一户姓郑的普通人家，搬到已成为招待所的地质调查所办公楼。女主人眼睁睁看着曾经的黄色小楼被刷成青灰色，看着嘈杂的人群将所有房间隔断，变成住宅。而如今，这里的楼道潮湿肮脏，院子里种满葡萄和柿树，甚至在大白天，也能看见黄鼠狼来回奔跑。 历史正在快速的被忘却，关于翁文灏的记忆也越来越稀少。当人们意识到他的重要，试图再现他的风采时，除了他的一篇篇论文和种种科学成就，关于这个“人”的描述，却是很难见到了。 

能找到的描述，处处显示出这位科学家钟情山野。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老家宁波时，翁文灏往往孤身一人，身着长衫，徘徊在田间阡陌之中。

书生救国终误途

翁文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向对做官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庙堂讲学， 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濒自然乐于前往。没想到他与蒋大概是前世有缘，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师”中间，蒋对翁文灏竟然情有独钟。蒋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又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任命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藉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

不过，翁文灏挂牌南京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的开端。与翁文灏同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挂牌的，还有胡适之、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在上一面，蒋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搞专家治国了；而在下一面呢， 本来向南京争人权，要法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 翁文灏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点做官的兴趣。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土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翁文灏有自己的专业关怀，而这样的关怀同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运真是不可违拗，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翁文灏的整个人生。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脱险之后，无疑又加了一层“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灏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报。当第二年蒋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无法再推托了，于是正式入京，与蒋廷黼等人一起，从此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尝不雄心勃勃。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熟悉二十年代《努力周报》的人们都知道，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疑。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翁文灏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起步政坛，既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满足感，同时也不乏科学家的自信。传统的“好人政治”到了现代，虽然内中的灵魂未变(仍然以“好人”为核心)，但“好人”的内涵毕竟有所演变。“好人”不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灏他们这些科技专家所赖以自豪的。大凡科学家从政，都容易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只要按照一套科学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药到病除，马到成功了。

那么，好人当政的结果又是如何？蒋介石主政的整个三、四十年代，至少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1935年的“人才内阁”和1948年的“行宪内阁”。每当濒临危机时，蒋介石总是选择翁文灏这样的公认的才俊组阁，以期挽狂澜于未倒。在这两次实验中，翁文灏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而十三年以后又进一步由他出面组阁，连司徒雷登也为此欢欣鼓舞，以为将开出“行宪”后的“新气象”。可惜的是，翁内阁仅仅存在了六个月零二天就呜乎哀哉。从表面来看，翁文灏是被那个自以为是的王云五所误(这个商务老总以为推广金元券就像推广他的四角号码词典一样简单)，实际上，国民党腐败到那个份上，即使市制改革成功，也最终难免一败。政治体制不变革，纵然有一打翁文灏这样的好人当官，又何尝能补大局于万一？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 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负责的高位。在这种体制中，阴差阳错的翁文灏与其说是幸运儿，倒毋宁说是牺牲品，一个为腐败体制陪葬的牺牲品。

由于历史的错位，一个科学家，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为国家利益驱使，不惜牺牲自己的专业，弃学从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历史上的，竟是一纸辛酸，如此结局，如何不让人悲哀？

动荡时期做选择

 一九四九年， 在这个最剧烈动荡的大变革时期， 风云变幻， 各种力量在绞合、斗争，一切显得那么错综复杂，生死攸关，这年正好是翁文灏六十岁。他和蒋介石如两股来自不同河床的江水， 此时在入海口终于泾渭分明。程思远在回忆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翁文灏时， 记载下了一段珍贵的史料：“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 派我去台湾， 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与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洽谈释放张学良，一是翁文灏由台返宁，担任总统府秘书长。当时李总统考虑翁文灏做过行政院院长， 以阁揆之尊转任总统府幕僚长， 未免过于屈就了， 可是我与翁先生会晤后， 他竟一口答应下来，他说，只要有利于国共和谈，我什么事都愿意做。翁先生对国共和谈一直寄以厚望，他之赞助和谈，实为国家民族计也。及至李宗仁鉴于形格势禁， 不签和谈协议， 翁先生大失所望， 终于五月间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一职， 他对人说：“我为和谈而来， 也为和谈不成而去， 胸怀坦荡，无愧于心。”翁文灏到底是个书生，即使在那个乱世之秋，还不忘给台湾留下一纸辞职书， 辞去他在政府中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个下午悄然离香港赴法国，朝远离台湾的另一个方向而去。按照他的计划，先在该国避居，然后再择机回国。翁文灏最后终于与蒋介石决裂， 是他为蒋介石效力十四年付出的代价。或许在道义上他背叛了蒋介石，心情复杂程度不堪言喻，但在人格的维护上，翁文灏保存了他最后的清名。其实在赴法之前，摆在翁文灏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随蒋介石到台湾，那边已不时催促他尽快赴台北襄理政务，而这时，发生了一件让在港观望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自危的事，原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家杨杰在香港寓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第二条路到美国， 那里的诸多科研机构不断向他发出邀请，愿意高薪聘他， 请他居留美国， 况且他持有外交护照——但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九五四年翁文灏在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大会发言时， 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冒着危险又相信共产党回到祖国的。”当时为踏上回家的路所历经的坎坷磨难何其深， 只是留到后人仅能用三言两语表述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