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第三极》·第十四章生命，高于一切-矿材网

没有人怀疑，中国地质人为共和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再辉煌的历史总归是历史，它无法解决现实的难题。翻开中国地质工作史，我们不难看到地质人付出的一个个生命的代价：

死于高山病的彭鸿绶教授，死于车祸的记者郑长禄、研究生赵宪国，葬身于河流的地球物理学家梁家庆，隐匿于雪崩的5名保护科考队的战士，还有“彭加木失踪事件”给人们留下的难言之痛……从1929年第一位为地质勘探事业牺牲的赵亚曾，到20世纪全国人民为之扼腕的彭加木，100多年间已有150多人以挑战极限的悲壮永久躺在了西部科考路上。因此，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的7项奖金中的5项，都是为了纪念在野外考察中牺牲的学者。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哲人庄周就曾说过，“藏金于山，藏珠于渊”。“山无蹊隧，渊不可测。”藏宝之地总是与险境结缘。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地质人“于山于渊”的穿梭是家常便饭，与危险相伴就是一种必然。

有人把青藏高原称之为“魔鬼词典”，257万平方千米半数以上是令人生畏的无人区，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的氧气含量仅为平原地区正常值的50％～60％，高寒、雪崩、缺氧、猝死、洪水、泥石流——世界级六大灾难时时释放着一股莫名的肃杀之气。

然而，12年的地质大调查，野外地质工作年死亡人数竟然由1998年以前的年均66.42人下降至2.75人，减少了近96%，不能不说，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关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青藏高原大调查的序幕刚刚拉开，如何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如何构筑地质人生命之上“安全”这片“天”，就摆上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重要议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必须打造一个生命第一、安全至上的生命保障体系，彭加木的悲剧决不能重演！”时任青藏高原专项一线总指挥的张洪涛在工作会议上首先发言。

张洪涛分析说，“历史和体制的原因，各单位野外作业的装备普遍陈旧落后，尤其是安全保障装备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如何保障地质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应是当务之急。”

“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装备和后勤是打赢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的重要条件。但当时资金极为短缺，仅有的资金用于大调查尚且不足，局机关办公地点经常更换，办公条件较差，六大区所更是问题多多，宜昌所家属宿舍已成危楼、沈阳所住房和办公条件令人唏嘘。更关键的问题，大地调需要更新装备和购买高新仪器，但囊中羞涩，怎么办？

张洪涛话音刚落，叶天竺马上不容置疑地说：“青藏高原大调查点多面广线长，方方面面的关系协调，突发性事件的紧急救援，都是大事。后勤保障、应急救援是大事，我们要抓紧拿出方案来。经费再紧张，别的钱可以省，安全经费绝对不能省。”

1999 年11月，中国地质调查局野外安全保障建设专家论证座谈会在甘肃兰州举行，肖序常院士等著名专家在会上提出，必须为青藏高原的地质工作者打造新时代的“诺亚方舟”：一是各省地调院要高度重视参战人员的医疗保障工作，选派临床救治经验丰富、心理素质好、身体健康的医务人员，带着卫生用品、医疗器械、急救药品、必要的手术和急救设备，随队奔赴青藏高原，认真积累高原医疗和高原病预防经验，最大限度地减少地质人员伤亡和健康危害。二是提高安全意识：编制《高原艰险地区地质调查安全工作手册》、《野外地质调查安全手册》、《野外行车安全手册》、《野外工作安全须知》、《地质勘探安全操作规程》以及《地质调查安全保障与应急救援服务指南（西藏、青海、新疆）》，让每位地质队员了解身边的不安全因素，掌握保证生命、财产安全的举措，以防患于未然。三是健全安全机制，实施《高寒艰险地区地质调查安全体系建设与紧急救援》。以“拉萨野外工作站”为中心，高原东部设立“西宁野外工作站”“格尔木野外工作分站”“玉树野外工作分站”，高原北部、西部设立“乌鲁木齐野外工作站”“喀什野外工作分站”，以省区地矿局为依托的工作站为地质大调查单位（项目组）提供必要的后勤保障服务，对野外生产安全和人员卫生保健进行监督和检查，并调动社会资源，加强与当地政府、驻军及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系，对野外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实施紧急救援。四是建立救援信息网络，6个工作站形成覆盖青藏高原的救援网络：一个信息化的网络，配备海事卫星电话、无线电台；一个救援网络，配备大功率牵引车，任何区域地质队员遇险可以随时救助……

“安全第一，生命至上”，如洪钟大吕般轰响在青藏高原大调查的征途上。

当社会上有人住在设施齐全的楼房尚嫌供暖不足牢骚满腹的时候，当有人坐在办公室电脑前玩着游戏感觉无聊的时候，当有人坐着豪华轿车花着公款游山玩水还叫苦叫累的时候，可曾想到，我们的地质人正顶着酷暑烈日，爬山涉水，一身泥浆一身汗，脱皮掉肉拼命干？可曾想到，我们的地质人正用钻机轰鸣代替新年钟声，高原探宝送贫穷，乐在天涯战恶风？

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回到云南家乡的贾树勋。

“你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贾树勋的妻子发现，远行归来的丈夫总是皱着眉头，背着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由地暗自忐忑。

“我要给中央写信，我要给总理写信！”

贾树勋郁结了多天的情绪终于爆发了，他挥舞着右手大声吼了起来：“他们是国家的精英啊，条件那么艰苦，出生入死为国家，不光连像样的车都没有，没有急救药品，没有通讯工具，遇到危险，只能束手待毙！”

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竟然要给总理写信？妻子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给总理写信，这能行吗？你没见那些写信告状人的后果吗？你捅出娄子怎么办啊！再说，这是国家的事，咱一个小老百姓管得了吗？”

妻子一迭声地问着，担心，忧虑，不安。但她太了解丈夫的性格了，一旦做出决定，再难也不会放弃。但他肯定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我憋在心里难受！如果遇到事情都躲着走，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能变好吗？我要写！大不了生意不做了！”

贾树勋奋笔直书，洋洋洒洒2000多字吐出了心中块垒。待他在信尾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黎明的曙光静静地投进窗来，贾树勋推开窗，深深地舒口气，“天就要亮了！”

此时，台历显示：2001年6月8日。

10天之后，朱镕基总理做出批示：请家宝同志批示。有关部门要给予支持。

翌日上午，温家宝的批示送到了国土资源部：“请国土资源部同志按总理批示办。要关心和爱护科研人员，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从贾树勋寄出“陈情表”到共和国总理批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肃然起敬、感慨万千：一个尊重科学的民族，是前途不可限量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