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简介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

二、生平及贡献

1887年 丁文江出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书香世家；

1902年 东渡日本，未进正式学校；

1904年 受吴稚晖影响，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

1906年 在剑桥大学学习；

1907-1911年 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双学士；

1911年 离英回国，回国后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

1922年 与胡适等人创办了《努力周报》；

1931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

1936年1月5日 在湖南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

丁文江的主要贡献：

 1.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

 2.创办机构，培养人才；

 3.领导地质调查；

 4.发表著作有：《扬子江下游的地质》、《中国造山运动》、《丰宁纪的分层》、《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的意义》、《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的意义》、《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陕西省水早灾之纪录与中国西北部干早化之假说》。

三、轶事

 他被誉为“国器”

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一乡绅人家。在母亲单氏的训诲下，他四岁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十岁读完四书五经，并能吟诗作对。有一天塾师出上联“愿闻子志”，丁文江对出“还读我书”。11岁，他就能写《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数千言的长文。

丁文江15岁时，湖南枚县龙璋(字研仙)出任泰兴知县，这位维新人士听说治下有丁姓神童名文江，就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面试。童子文江果然下笔千言，报国之志跃然纸上。龙璋叹他为“国器”，收为弟子。并劝说丁文江的父亲丁臻祺送儿子去日本留学，将来报效国家。

丁臻祺家道中落，如果不是龙璋的建议和精心安排，他不会举债让儿子留学。丁文江对龙知县终身不忘，成名后他去湖南，曾专门作诗祭奠，凭吊恩师:“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少年丁文江在日本，过着“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一年半后，他和另两名同学转赴英国。途经马来西亚槟榔屿时，得到康有为的资助。到英国后，丁文江仍为留学费用所困，只得住到一个小镇苦学。丁文江一年跳三级，两年考进剑桥大学。然而又因交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改入葛拉斯哥大学，学习地质学及动物学。1911年4月，他获得双学位(文凭)回国。

丁文江海外归来，不久便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第七次游学考试，获“格致科进士”，授“农商部主事”。他一边在上海南洋公学任教，一边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直到1913年，才“专业对口”从事地质工作。

        除了地质专长，丁文江在地理学、动物学、人类学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1933年，他和翁文灏等人一起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成为中国现代地图的先驱。1950年代中国和印度边界谈判，其《中国分省新图》就是主要依据。

       丁文江1929年前后在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时，请教彝族“师傅”，搜集整理了“猓猓文”(“猓猓”是新中国成立前对彝族的蔑成)。1936年1月，丁文江的《彝文丛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国的彝文研究，就是从丁文江正式开始。

  丁文江熟悉英、法、日、俄、德数国语言，并涉足政治，在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政治史甚至军事史上，都有建树。其《民国军事近记》《徐霞客年谱》等著作，颇受好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1913年2月，丁文江应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聘请，任该司地质科科长。与丁文江同时代的章鸿钊，也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称丁文江“开山大师”，是说他先后在“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工作中，使得中国地质学、地质事业成绩卓著。

“地质研究所”，其实是我国最早的地质专科学校和科研机关。后来我国地质界的栋梁人才，多数由这里培育。而丁文江力倡的“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等实地探勘原则，影响了一代代地质工作者。

到实践中去，从实践中来。1913年，丁文江通过“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调查，认为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应叫“燕山”。他给“太行山”地理学的新定义，令人折服。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经断言:“山西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考察后发现，山西的煤的确多，铁却不然。他写了《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的论文，纠正了“权威”的错误。

1914年初，丁文江在云南、四川、贵州长达一年的地质调查中，又纠正了法国地质学家戴普拉等人关于滇东地层、古生物、构造等方面的认识错误。1918年，丁文江在河南等地的地质调查研究中，根据三门峡附近的新生代沉积，命名“三门系”，从此他被地层学界公认为“三门系”的创立者。

蔡元培于1917年主政北京大学时，听从丁文江建议，聘请李四光和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去北大任教。他们和丁文江一道，使得北大地质学教育、中国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研究，步入世界前沿。

在此期间，丁文江所作的《云南东部之构造地质》、《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等论文，享有世界声誉。他主持的《地质汇报》、《中国古生物杂志》等英文版刊物，也流行于国际学界。1932年，美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戴维·怀特称赞丁文江主持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具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

他相信“少数人”

“最有才最有能力”者，“精英”也。丁文江将“精英”称作“少数人”。他撰文道:“天下的事业，没有哪一件不是少数人做成功的。”还说:“中国的前途，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

1921年，丁文江需要赚钱资助家中众多弟弟的读书和生活，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仍兼名誉所长)，到“北票煤矿”担任总经理。五年中，他把年产8000吨原煤的小公司发展成为日产1500吨直至2400吨的现代化煤矿—他这“少数人”，不仅能够“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

丁文江信奉:“无论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少数优秀的分子，握了政权，政治就会清明!"1922年5月和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后，丁文江发表更多文章，促“好人”(少数人）从政。《努力》周报第二期刊发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是一份鼓吹“好人政治”，呼吁成立“好人政府”的宣言。此“宣言”还有蔡元培、李大钊等16位社会名流签名。9月，军阀吴佩孚从签名人中选了三人“入阁”。然而，三个“少数人”不过是军阀手中的装饰品;“好人政府”也只维持了73天!

这次失败，胡适作过反省，但丁文江不改观点。他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中阐述:“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他又把希望投向军阀。

丁文江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未受现代教育。他向军阀孙传芳建议:由自己替孙创办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孙传芳却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丁文江并不气馁。他又写《假如我是蒋介石》《假如我是张学良》等文章，劝诫蒋介石“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体战”;为张学良设计作战方案，等等。然而他对“少数人”的期待，不过是一厢情愿。

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相当上海市长)。在职8个月，他就将上海的行政、财政、公共卫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样。就在他一展抱负时，却遭到攻占上海的北伐军通缉。

动荡的社会一次次嘲弄他，他有时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但还是相信“少数人”。1930年12月胡适虚岁40时，他的贺寿联写道:“凭咱这点切实功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数;看你一团孩子脾气，谁说四十岁为中年!”

他是“厌竹”怪人

丁文江极具个性，与众不同。他个子不高，身体敦实，双目敏锐，却蓄着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他不信中医，更怪的是居然恶“竹”：家中没有竹制品，不吃竹笋，甚至连家传墨竹古画也送给朋友!

这首诗是丁文江对“竹”的看法:“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经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

如果人们崇尚“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的“竹”之风骨，附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风雅，也有可能赞同这首用语朴实、道理充分的“恶竹诗”，钦佩作者的独立人格。

1923年初，著名学者张君励在清华学校讲演，提出“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观点。丁文江马上发表《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励》等文，批评好友张君励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贻误青年!“科玄论战”由此引发。论战一年多后，以“玄学鬼”被人唾骂，“科学派”获胜而结束，丁文江就是“科学派”的旗手!

丁文江不倚傍任何党派，独立处世，宁折不弯。父亲去世后，他挑起了养家重担。他爱家，也爱积弱积贫的祖国。他终身不拿政府干薪，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车。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他的笔名“宗淹”，就是要效法先贤范仲淹。

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研院”关系复杂。丁文江上任后，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理顺各种关系。既为学术独立开创了新路，又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不愧为“学术界的政治家”!

1935年底，湖南等地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时，丁文江觉得任务重大，亲自前往。到达衡山后，他即兴赋诗:“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是个工作狂，为了工作，他与夫人史久元约定不要小孩。他将胡适给他的外国诗作为座右铭:“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可惜从衡山回衡阳后，由于伤风，他生炉火抵寒时煤气中毒;更可叹由于救治中多次失误，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长沙湘雅医院病逝，年仅49岁!

挽联如海，悼文如云。十年前傅斯年听说丁文江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大呼“丁文江该杀”!丁文江逝世后，眼界极高的傅斯年追思说:“中国若有这样人二十个，又都在扼要适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们庶几可以成为近代化国家了。为什么他先死呢?”

20岁也要做共产党

声明：转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期

丁文江虽是位科学家，却也十分关心政治。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人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6年5月到12月，担任孙传芳任命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职权相当于上海市长。在任期间，就收回上海会审公廨一事与英、美、日、荷、挪五国总领事谈判，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和《独立评论》周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 发表过不少政论作品。在《中国政治的出路》一文中，丁谈到当时的年轻人，有这样一段话：

  近几年来，许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会的堕落，学校的腐化，归咎于青年。我个人的经验，现在青年的勇气和常识，比十几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错，许多青年进了共产党，许多青年在学校里闹风潮。但是平心而论，假如我今年是二十岁，我也做共产党，也要闹风潮。 （《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引文除另注出处者外，均引自《丁文江集》，不再标注）

假如是20岁，也要做共产党，这可是一个极为勇敢的表态。在那时，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说的那样：“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丁文江公开这样声称，就不只是一般的同情共产党了。

丁文江主张政府尊重人民发表各种不同政见的自由，接受一种和平转移权力的程序，这一点执政的国民党绝对不会同意。他希望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成为一个从事政治斗争的政党，革命的共产党也是绝不同意的。书生论政，纸上谈兵，自由主义者的丁文江，除了写点这样的文章之外，大约也找不到实现他这主张的途径吧。 

声明假如是20岁也要做共产党的丁文江，46岁时发表了一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员》，在和以前一样继续表明对共产党的同情态度之外，详细说明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想，说明了他为什么不再有做共产党这想法的原因。首先，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疑问。“我们仔细分析起来，马克斯的价值论是很难成立的”，并不是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够创造价值。“从事实看起来，现代社会是很复杂的。价值是从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很难追求每人制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结果使得生产的价值超过每个人生产总数的价值。没有问题，交换——供给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价值”。“他的价值论与其说是经济的真理，不如说是政治的口号”。对于这个“价值论”问题，国内外已有好些学者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丁文江所论述的水平。

 在这篇文章里，丁文江还说到了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他说：

 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预言，而共产党的手段一部分是从马克斯的预言产生的，马克斯预言的不可尽信是很容易证明的。我已经说过，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使穷的人越穷，而事实上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纪中叶增高得很多。我现在再举一个例：马克斯说共产革命一定是先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而事实上是在工业最落后的俄国。

 这里，他说，“我已经说过”，是指文章前面的这一段话：

 马克斯说资本主义的结果穷人越来越穷。但是这七八十年来西欧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远高于马克斯做《资本论》的时候，谁也不能否认。就是在世界经济极端恐慌之下，在英国的失业工人所得到国家的失业津贴还远高于苏俄的工资。

 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命题，以及列宁作为补充和发展提出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两个范畴，长期以来聚讼纷纭。不只丁文江一人，不少学者已论证了此说不能成立。胡乔木在1980年7月5日的一次谈话中说：“从马恩以后，形成了一种对他们的崇拜。梅林在《马克思传》中就说过这个意思。直到现在，对一些理论问题，如绝对贫困化相对贫困化等，还当作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来争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就是说，仅仅是出于对马克思的崇拜，还在对于此说是否能够成立进行争论。争论中的那些强词夺理的文章当然是无法使丁文江信服的。

丁文江最反感的，是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说：“中国共产党不过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举动不能自由的。”在丁文江写此文的1933年，情况正是这样。当时中共的领袖王明，就是这第三国际的忠实代理人。第三国际通过他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害，在党史著作中已有记载。

丁文江说：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仔细想想在第三国际的铁腕之下，中国共产党是否能达到它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国际除去鼓励世界革命之外并没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苏俄并不利用第三国际来谋苏俄一国的利益。（按：这句话表明天真的丁文江太不了解情况。）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复杂的，从莫斯科发号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们看第三国际对于英国共产党的处置就可以知道这种制度的弱点。在一九二六年英国总罢工的时候，英国工党完全谢绝与第三国际合作，因为共产党完全不知道英国的国情，处处失却同情。这是因为莫斯科以马克斯列宁的遗教为天经地义，强把不相符的事实来凑合他们的教旨。对于相距比较近，言语容易通的英国尚且是如此，何况中国。

 我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放弃共产主义，我只希望他们从实际政治立场，脱离第三国际，放弃暴动政策，从秘密党变为公开党，要求有公开宣传主义的自由。因为就是要暴动也得等到如列宁所说“革命机会成熟”方才可以着手。暴动要成功，也得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

 不然，单靠莫斯科发下来的小册子，跟着人家喊口号，中国共产党永远是不懂我们国情、固守马克斯列宁教旨的第三国际的牺牲品！

 丁文江根据媒体的报道，提到了第三国际对英国总罢工处置的错误。至于中国的情况，因为他无从知道党内的秘密，不能举出具体例证，这要党内的人才有切肤之痛。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说过：“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里“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可看作同义词。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有《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里面说：

 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从这里就可以产生社会帝国主义。在列宁的好些著作里都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一方面关于要尊重民族特点讲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面，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要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经过集体的讨论来判断， 而是由个人的智慧来判断。所以，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是对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否定。不承认共产国际的集中制，不承认这种集中制是正确的。

回过头来看丁文江的这篇文章，他说第三国际“不懂我们国情”，反对“从莫斯科发号施令”，中国革命只有“脱离第三国际的牵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都是些很中肯的意见。不知道当年党内对他这篇文章有怎样的反应，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