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成为历史，意味着城市外在的高大豪华，在未来将让位于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要义。

　　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其中提出，严格限制新建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

　　这是自2020年以来，相关部委第四次提到“限高”的政策。显然，国家对于城市建筑高度的管控力度逐步加强，此次写入《“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更是一个鲜明的信号——建设超高层建筑将受到严格限制。

与城镇化实现历史性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城镇化突飞猛进。在200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还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而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城乡人口流动后，我国城镇化率于2011年首次突破50%，实现了历史性的结构变化。随后，城镇化率很快突破60%。

　　按照诺瑟姆曲线的理论，城镇化率达到70%后，将出现第二个拐点，即城镇化进程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

　　当前，我国即将达到城镇化的成熟期，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不会再持续出现，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将相应减少。在一些三四线城市，甚至出现了住房数量比人口数更高的怪现象；空置的高层住宅和写字楼大量出现。

　　而随着少子化和人口老龄化发展，未来人口数量将不足以支撑超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相应地，地产市场也呈现萎缩态势。近两年，各地楼市趋冷和“抢人”风潮，都体现了这一趋势。因此，适配于大规模、快速城市化的高密度、超高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将不再可持续。

资本和技术造就大量超高层建筑

　　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资本和技术是驱动城市发展的两条主线。

　　从资本来看，容积率可以看作是地块的资本密度。资本驱动的城镇化，土地财政和地产经济形成合力，从而造成了大量的高密度社区的出现。同时，19世纪末开始大规模推广的电梯技术，为大量高层、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技术对空间的拓展能力，依然存在上限。特别是考虑到消防因素，各国对于超高层建筑都有不同的管控要求。

　　在我国，为确保消防安全，居住区的高楼一般不能超过100米。于是，在地产开发中，大量99.9米的高楼拔地而起，撑起了一片片百米高楼组成的高原，这既造成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趋势，也严重影响了各地的城市形象美学。

　　密集的居住区，在突发疫情时，更容易发生社区传播。所以，历经疫情，各地都对高密度楼宇进行了深刻反思。此外，大量高密度城区和超高层建筑的存在，也加重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恶化。

　　我国很多城市居住密度高，而相应的道路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例较低，路网密度较低，这些因素导致可用的人均交通空间不足。因此，在许多城市的超高层楼宇周边，上下班的高峰期很容易造成大规模的交通拥堵，形成明显的“堵点”。

与实现“双碳”目标背道而驰

　　其实，建筑行业是我国的“碳排放大户”，建设超高层建筑也与实现“双碳”目标背道而驰。

　　就拿超高层建筑能耗来说，其电梯运行与超高层供水，是额外新增的两大电力消耗领域。有研究显示，一栋摩天大楼每平方米年耗电量高达139度，能耗远高于其他建筑，因此被称为“电老虎”。

　　而且随着这些超高层建筑不断老化，以及功能更新迭代，其能耗同样是不断递增的，甚至在拆除环节，成本、难度和废物产出量也相对较高。可以说，超高层建筑全生命周期的能耗颇为惊人。

　　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方向的雄安新区，在设计伊始，就拒绝高密度的城市建设模式。在进入更加平稳的发展阶段后，我国将会更加理性和成熟地对待超高层建筑。这意味着一种以财富炫耀为出发点，以资本密集为表征的高密度城市建设模式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更加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观的落实。

　　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成为历史，意味着城市外在的高大豪华，在未来将让位于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