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平方公里土壤水体被严重污染、千余名职工村民遭砷中毒”，一座有着1500余年历史的亚洲最大雄黄矿，因污染严重被关停后，给当地留下了诸多后遗症。而庞大的治理计划，又面临着经费政策瓶颈。目前，公益组织正准备助力当地政府，探索一个砷中毒群体的救助模式。

 “我们知道这些萝卜可能有毒，但还是要吃，我们买不起小菜！”

 2月20日，鹤山村村民吴静挽起衣袖，在家门口剁了一大盆萝卜条，并撒上盐巴腌制起来。“别人都知道我们这里的土壤有毒，菜地里种出来的菜卖不出去，只能自己吃。”鹤山村位于湖南省石门县白云乡。

 “砷污染导致环境恶劣，死亡气息弥漫整个村庄矿区”，地处白云乡的湖南雄黄矿，曾在当地创造了经济神话，但粗放式发展遗留下来的砷中毒后遗症，却也成了当地居民挥之不去的噩梦。

 今年春节期间，《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 (微博)在微博中披露了湖南雄黄矿周边村民砷中毒的情况，一时引发各方关注。2月24日，邓飞带着公益组织“中国水安全基金”等成员，来到石门县和该县相关职能部门商讨援助计划，目前双方已初步达成了共识。而石门县对矿区的第一期治理工作已经展开。

 “削尖脑袋想进矿”

 一块残缺不全的某银行牌子悬挂在墙壁上，房屋的转闸门锈迹斑斑……

 从石门县城驱车42公里，便可到达湖南雄黄矿区。记者行走在矿区街道发现，如今的雄黄矿区虽然已经日渐萧条，但是从周围的建筑上，还能依稀感觉到昔日的繁华。

 “因为这里矿产经济曾经比较发达，所以，有银行专门在这里设立了储蓄点。”陪同记者采访的鹤山村村民唐胜勇说，银行储蓄点设在村庄里，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雄黄，又称黄金石。在矿中质软如泥，见空气即变坚硬。雄黄入药后有解毒杀虫、燥湿祛痰功效。同时，雄黄遇热分解变成剧毒三氧化二砷，也就是俗称的砒霜。

 位于石门县白云乡的湖南雄黄矿是我国药用雄黄唯一产地，也是亚洲目前最大的单砷矿，无论是质还是量均为世界之冠。矿石除供我国使用外，还远销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湖南雄黄矿开始飞速发展。

 石门县委宣传部向法治周末记者提供的资料显示：1950年5月，由湖南省原工业厅批准筹建，在石门和慈利两县交界的白云乡境内建设起省属企业雄黄矿区。1956年该矿开始利用低品位矿炼制砒霜，并用炼砒炉尾气生产硫酸和过磷酸钙。1978年，国家停止雄黄矿的炼砒行为，建起硫酸厂和磷肥厂，1998年改制为湖南雄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1年5月，公司破产改制，进行了职工和资产置换。2003年8月，经常德市政府同意，重组成立石门雄黄化工有限公司、石门雄黄矿业有限公司、石门磺厂水泥有限公司、石门永宏机械厂、石门磺厂医院。

 2009年，石门县政府关闭了磺厂水泥。2011年，又关闭了雄黄矿业、雄黄化工。随之，永宏机械自行关闭。如今的湖南雄黄矿已更名为磺厂社区。只有磺厂医院被以46.5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医院的几名医生，平时负责给矿区职工和周边村民看点小病。

 60年来，湖南雄黄矿从繁华走向衰落，这个日益败落的千年老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矿区的繁华与昌盛只停留在矿区居民的记忆之中。

 “以前能到雄黄矿上班是一种荣耀，年轻人都削尖脑袋想进矿工作。但在那个年代，只有退伍军人和分配来的大学生才有机会进入这个国有大矿。”在送记者前往湖南雄黄矿区采访的途中，出租车司机汪师傅滔滔不绝地讲述着湖南雄黄矿的历史。“那时候这里相当繁华，像一个小县城似的！”

 “上世纪60年代，雄黄矿的效益好得很，他们矿里职工常说，我们是省管国企，你们(石门县)县委书记管不了。”石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徐郁平向法治周末记者回忆说。

 而家住雄黄矿和山脚炼砒炉之间的唐胜勇，更是亲眼目睹了雄黄矿区由繁荣走向衰败。“山上的雄黄矿和山脚的炼砒炉之间有条铁轨通着，工人有时通宵达旦地工作。铁轨旁是一排排的路灯，把道路照得雪亮。”

 如今铁轨已被拆除，留下了几座光秃秃的山头和一片废墟。

 “中毒”的矿区村庄

 雄黄矿在当地创造的经济神话已成历史，伴随而来的砷中毒后遗症，如今却成了当地居民挥之不去的噩梦。

 在鹤山村五组的一间民房中，79岁的老村支书龚兆辉和妻子胡立珍、小儿子龚玉成正围坐在桌子旁拉家常。

 见到记者来访，胡立珍老人热情地端出了一盆柑橘让记者品尝。

 在切开橘子后，老人忙着解释说，这是从石门县城买来的，不是这里种的，不含砷。

 老人坦言，自从这里发现砷超标后，在家里拿东西招待客人是件很尴尬的事。“有的客人担心我们这里的瓜果蔬菜砷超标，一般不敢在这里住宿吃饭，这几年来我家走动的亲戚都少了很多。”

 除了土地被污染外，附近村民的身体健康也正在遭受砷毒侵蚀。

 胡立珍向记者透露，他们全家共11人，被查出砷中毒的就有5人，但有的小孩没去检查。

 长期以来，胡立珍已经切身感受到了“砷”毒的威力。在她的小腿上，块块黑斑正是“砷”毒在其体内肆虐留下的痕迹。

 “皮肤好痒，用手抓得通红，涂点药膏后，会好一点，但过段时间又会复发。”胡立珍说，因为没有条件住院治疗，每次皮肤发痒时，她就买“皮炎平”涂一下。“一年下来，要几十瓶。”

 一旁的龚兆辉沉默不语，已卧病在床两年的他，手指已无法伸直，身体的不同部位长有砷斑；小儿子龚玉成双目几乎失明，龚玉成怀疑这与他在矿区长期从事泥灰搬运工作有关。

 “起初是手上出现白点，之后白点慢慢变黑，一到天暖就发痒，开裂发烂，流脓水，然后又结痂。”村民龚兆顶伸出右手，记者发现，其右手手掌处有一个宛如黑痣般的黑点。

 “这是砷中毒的前期症状，如果不及时排砷，就会转换为皮肤癌。”龚兆顶对记者说。

 82岁的覃文继其腹股沟附近长出一个肉瘤。医生说，那是皮肤癌的表现。脓水不断地渗出，他每天要换两次裤子，一个月要用上几大包卫生纸。

  村民龚兆元指着腹部的几块伤口说，他被石门县人民医院诊断为多发性鲍温症，医生在后边加注“属皮肤癌”。在更早以前，他被诊断为砷中毒。

 村民唐胜勇收集了一份有县医院诊断报告和常德市职业病防治所鉴定报告的砷中毒村民花名册，这个数字是286人。

 唐胜勇称，他现在最担心的是一些在当地出生的小孩，至今没有去检测体内是否砷超标。

 而曾经在雄黄矿上班的一些退休职工，更是成了砷中毒的重点群体。由于矿区生活的封闭性，这里双职工家庭尤其多，砷中毒在一些家族中普遍存在。

 62岁的女选矿工陈德清，去年刚做过化疗，头发掉了很多。身体上的伤口像被烧过一样。她的父母都是矿上职工，而她更是在这里生，在这里长。她的三个子女、她的女婿、儿媳都是“矿上的人”。去年的那次“砷中毒大体检”，她的家庭中有5人都是砷中毒，她则是皮肤癌。

 “平均每年有10多人死亡。最多的一年死了30多个。”磺厂医院副院长赵光明从1977年当厂医起，整理了一份砷中毒患者的档案，罹患癌症和死亡的人数在他的记录中不断增加。“1976年至1998年，死亡人数是300多人。”

 “2月9日又死了一个退休职工，是肺癌，前段时间我还见着了，没想到几天后就去世了。”赵光明叹息道。

 治理遭遇经费政策瓶颈

 记者在石门县相关部门采访得知，其实，就在雄黄矿被关停后，当地已启动了污染治理工程。

 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石门雄黄矿区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区实施综合整治。2012年10月，《石门雄黄矿区重金属污染“十二五”综合防治实施方案》开始实施，项目包括历史遗留砒渣及周边污染土壤治理，核心区近8000亩污染农田修复、生活饮用水安全、生态安全等工程，工程分为四期，工期5年。

 按照方案，一、二期为源头控制，是对原炼砒遗留下来的近20万吨砒渣及周边污染土壤进行安全处理，目的是从源头上控制砒渣的浸出液进入周边水体和土壤，最大限度地减少砷污染环境风险。第三期工程，是对黄水溪进行综合整治。第四期是对污染核心区近8000亩污染土壤进行修复。

 “第一期资金要1400多万元，第二期资金要1200多万元，第四期资金最多，预算要13.5亿元。”石门县环保局党组成员吴贵金向记者透露，这些矿区治理资金除了中央拨款外，省和常德市还要有配套资金。

 而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帅此前曾向媒体表示，矿区尽管已被列入重点污染区，但项目资金未完全下达，中科院此前做了治理方案，但由于涉及范围广、内容复杂，该方案仍在研究中。

 石门县委宣传部官员向记者透露，为使矿区居民远离砷毒，从2001年开始，石门县在城郊新建了432套廉租房，相关搬迁工作即将启动。

 雄黄矿区治理另外一大压力，则是一些砷中毒退休职工和村民的治疗费用问题。

 据磺厂医院副院长赵光明的统计，在矿区现存的1300多名职工中，只有700多人纳入工伤保险范围，而在破产后陆续体检被查出的那部分砷中毒职工因为没有工伤保险，目前无法接受排砷治疗。矿区附近的砷中毒村民，更是面临着无钱就医的困境。

 石门县委宣传部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60余年来，矿区及附近经确诊砷中毒者达千余人，其中磺厂社区累计达808人，鹤山村有400多人，望羊桥村13人左右。

 据记者了解，针对矿区周边村民砷中毒情况，2003年1月9日，石门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后决定，经诊断为慢性砷中毒的患者，经县政府核准，一次性补偿患者医疗、丧葬费1000元整；而被诊断为癌症者，一次性补偿1万元整。

 但在唐胜勇看来，这些费用对“驱砷”治疗只是杯水车薪。“目前做一次排砷治疗费用要3000多元。”

 村民“驱砷”费用不能报销，这也困扰着石门县卫生部门。

 “‘驱砷’主要依靠药物，但排砷药物至今没有纳入新农合报销范围，所以，这方面遭遇了政策瓶颈。”石门县卫生局工会主席杜东初对记者说。

 杜东初同时透露，目前雄黄矿区有200多名危重病人，如果都纳入大病保险，需要1000多万元的资金，而石门全县目前的农民大病医疗保险资金总共才1100多万元。

 “石门是省级贫困县，目前财力有限，光靠石门的财力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杜东初说，近日县卫生局已经向常德市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希望上级有关部门能拨出专项资金，解决这个难题。

 来自民间的力量

 法治周末记者在石门雄黄矿区采访时发现，两个开采雄黄矿的洞口，已经被水泥全封闭。远处几个光秃秃的山头上，只留下了一个炼砒炉和烟囱。在山脚下的一个小水洼里，留有黄绿色的污水。

 “这里曾经堆过很多炼砒霜的矿渣，水洼里的水有毒。”唐胜勇担忧：“这些毒水不清除的话，渗透出去后，又会污染土地和水源。”

 村民吴静挽起衣袖，正在家门口剁了一大盆萝卜条，并撒上盐巴腌制起来。“别人都知道我们这里的土地有毒，菜地里种出来的菜卖不出去，只能自己吃。”

 吴静透露，自从发现土壤被砷污染后，当地村民基本不种水稻了，改种对砷吸附较低的玉米。“但这些种出来的玉米，外面一些饲料厂家都不收，村民只能自己吃。”

 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当地大量的青壮年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我们这边的人出去，身体普遍比其他地方的人要差一些，有的用工单位很嫌弃。”已被查出砷中毒的唐胜勇感到自己身体很难做体力活，于是他在家里做了一名水电安装师傅，帮附近职工或者村民安装水电，赚点小钱养家糊口。

 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有的村民提出了整体移民的建议。

 但县环保局党组成员吴贵金认为，村民整体移民的难度太大，光靠石门县是做不成的。

 “就算移民了，污染源还是存在，还是要治理。”吴贵金说。

 迁与不迁？对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都是个难题。

 今年春节，《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来到了湖南雄黄矿区，村民砷中毒后又无钱就医的状况令其震惊。之后，他在微博上披露了这一情况，引发各方关注。

 政府为何不救助这些中毒村民？当地对矿区污染治理工作是否一直无所作为？石门县政府被推上了舆论漩涡。

 “湖南雄黄矿是个国有企业，本来与县里面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国企的存在给当地的社会和民众造成了伤害。”邓飞认为，县里面在拆迁和土壤修复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

 2月24日，邓飞带着公益组织“中国水安全基金”等成员，来到石门县政府，与该县环保、卫生等8家职能部门商讨援助计划，目前石门县政府和公益组织已初步达成了共识。

 邓飞透露，省里对此非常重视，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此事。有说法是，石门县会把砷中毒治疗纳入到大病医保，省里在资金上会给予一定支持。同时，公益组织将在治病、救助方面给予帮助；在土壤修复方面予以监督。

 “目前全国砷中毒人群约3000多万，他们在诊断和救助方面没有标准，所以我们想在石门做个探索，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做出个模式，以便付诸于其他地方，帮助更多的人。”邓飞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法律该如何发力

 “地下的财富成就了城市的光荣，满地的疮痍带来了沉重的包袱。”湖南雄黄矿区的现状，只不过是我国一些资源枯竭型老矿区的一个缩影。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全国118个资源型城市中，资源枯竭型城市已达69个，其中湖南占了5个，分别是耒阳、冷水江、资兴、常宁、涟源。

 这些城市曾为湖南、乃至全国贡献出了宝贵资源。以冷水江为例，该市依托锑、煤炭等资源，曾创造了10‰以上的经济总量和7‰的财政收入。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开采，冷水江的地下资源日益枯竭。当地媒体披露，如果继续按传统的能源消耗型模式发展，“世界锑都”、“江南煤海”很快将无锑可采、无煤可挖。

 一个更严峻的现实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开采后的环境污染问题。虽然从中央到地方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问题都已十分重视，但限于财政能力、技术能力等方面，很多环境问题治理进程缓慢。在推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治理中，法律又该如何发力呢？

 长沙律师曾技芝分析说，虽然目前与土壤污染有关的法律部门众多，如环保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对土壤污染的问题都有所涉及，但是这些规定分散且不具体，没有针对性。

 曾技芝认为，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法律出台，特别是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和生态补偿方面没有配套的法律规范支持。“虽然各地都在积极进行相关立法，但法律层级较低，针对性不强，大多为政策性文件。”

 曾技芝建议，加强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环境治理，当务之急是完善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专项立法。“以专项立法来推动这些老矿区的环境治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环境治理就会顺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