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青藏高原所的人啊，都是铁打的。”2024年9月，从西藏那曲双湖县赶往普若岗日冰原的路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朱彤向《中国科学报》记者感慨道。

最近热映的电影《遥远的普若岗日》，让公众得以一窥这片冰原的神秘，天蓝如洗、纯净辽阔。但这里更是人类生理极限的试炼场——平均海拔约6100米，含氧量不足平原的40%，8级大风是家常便饭，50多条冰川在此汇聚，构成了地球南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大冰原。

普通人待上一天，便可能出现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等高原反应。而作为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以下简称第二次青藏科考）的主体单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青藏高原所）的科考队员们，却在这里一待就是3个多月——从2024年7月底到11月初，气温从零下四五摄氏度骤降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他们徒步穿越冰川，观察、记录、采集样本，在冰川顶部支起帐篷钻取冰芯，展开一场又一场“酣战”。

这，只是第二次青藏科考的一个缩影。

“十四五”期间，此次科考面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国家需求，统筹十大任务、70余个专题，组织超过3000个科考分队次，从基础科学探索到应用技术攻关，再到政策咨询支撑，交出了一系列沉甸甸的“答卷”。“这次科考让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如是说。

一项豪迈的事业

2017年8月，在青藏高原所牵头下，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式启动。这场前所未有的科学行动，汇聚了全国222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逾7000名科研人员，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区域的协同攻关。

8年间，科考队累计组织3000多个分队、3万余人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创下多项历史纪录。

2022年5月，13名科考队员成功登顶珠峰，完成“巅峰使命”任务。这是青藏高原科考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刻——队员们在海拔8830米处架设了全球海拔最高的自动气象站；首次利用高精度雷达测量珠峰顶部冰雪厚度；创造了浮空艇环境观测的最高海拔9050米的世界纪录；首次获取珠峰北坡海拔6500米至8848米的高分辨率梯度雪冰样品和冰芯；首次完成对东绒布冰川的高分辨率“全面体检”……一系列突破在地球之巅树立起中国科考的新标杆。

2024年11月，在重大标志性任务“守护‘水塔’——‘一原两湖三江’”中，科考队再创纪录：在海拔6100米的普若岗日冰原，成功钻取长达324米的山地冰芯，刷新全球最长山地冰芯纪录。

成绩背后，有中国科学院科考队员们坚韧不拔的身影。

冰芯，是解读青藏高原气候变迁的“时间密码”。作为冰雪样品采集负责人，青藏高原所研究员徐柏青和队员们经常在极寒的夜间工作。因为阳光照射会导致钻头卡顿和冰芯融化，钻探时气温越低越好。他们为此不得不过着昼夜颠倒的生活——夜晚打钻，白天补觉。然而高原强光穿透帐篷，白天只能迷迷糊糊睡两三个小时。

恶劣天气、钻头卡顿、冰层异常……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数日努力付诸东流。青藏高原所研究员邬光剑至今仍记得，“巅峰使命”中，队员克服重重困难抵达海拔6500米的钻探点安营扎寨，一阵狂风却瞬间掀翻帐篷，将所有准备工作毁于一旦。有的队友忍不住落泪，平复心情后挖雪坑掩埋设备，暂时撤退。次日，他们负重攀上冰原，从头再来。

在普若岗日冰原，因为气候变暖导致冰川上部的冰层物理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徐柏青和队友们“一连卡了3个钻头在冰里”，不得不一次次找新的地方重新开孔，最终创下了324米的山地冰芯纪录。

湖泊考察同样惊心动魄。青藏高原所研究员朱立平带领团队为高原湖泊“做体检”——测量水深、水质、储水量，提取湖底沉积岩芯。一次作业中突遇巨浪，小船呈45度角“切”浪前行。“学生在船头拼命舀水，我在船尾掌舵，就怕发动机熄火。”他回忆说，回到岸边时，全员衣物湿透，如同刚从水中捞出一样。

“你见过凌晨4点的珠峰吗？我见过。”青藏高原所研究员杨威首次登上海拔7000米，面对高寒缺氧，他心中涌动的不是畏惧，而是对这片土地的敬畏与自豪。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秦克章行走在喜马拉雅山区，勘察金属矿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涛行走在古遗址中，寻找化石证据还原远古时期动物与人类的生活场景；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员杨永平穿梭于森林草原之间，观察记录高原珍稀植物、建立档案……8年间，科考队员在野外与实验室间反复切换，中秋、国庆乃至春节，都常常在帐篷中度过。

“冰川事业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姚檀栋回忆，他的博士生导师、我国现代冰川科学的开拓者施雅风曾这样勉励他。“这句话，是对我们所有青藏高原科考人的一种鼓励，把青藏高原科考当作豪迈的事业来干。”

破译“青藏密码”，交出“应用答卷”

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和“亚洲水塔”，孕育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是全球最独特的地质、地理、资源、生态单元。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展了多次珠峰科考活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大规模青藏科考，全面完成了260万平方公里的考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随着全球变暖，青藏高原地区呈现出海拔越高、升温幅度越大的特征。“如果说第一次青藏科考是一次‘摸家底’的发现之旅，第二次青藏科考则是‘看变化、找规律、寻对策’的探索之路。”姚檀栋说，第二次青藏科考始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大问题”、解决“真问题”，不仅推动了地球系统科学前沿突破，形成了应用成效显著的成果体系，也使中国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的整体影响力位居国际前列。

国产装备自主创新成为科考“利器”。由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极目一号”系留浮空艇就是其中之一，科研团队围绕复合艇体材料、硬式充气口、供配电系统设计等技术，申请专利60余件，逐步建立起100%国产化的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创造了海拔9050米的大气科学观测海拔世界纪录。

通过综合运用系留浮空艇、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直升机等先进手段，科考队初步建成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与系统化治理的地球系统科考平台。“这是我们目前最先进的科考平台，大气圈、冰冻圈、水圈、生态圈、岩石圈、人类圈等所有圈层的变化过程，可以在同一时间被完整记录和关联分析。”姚檀栋介绍。

基于此，第二次青藏科考原创成果持续涌现：探明亚洲水塔储水量保持动态增长，总量相当于黄河200年径流总量；发现新物种超3000个，一批被认为灭绝或濒危的珍稀物种被重新发现，填补了第一次青藏科考在微生物领域的空白；证实青藏高原人类活动最早可能追溯至19万年前；明确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整体趋好，退化态势得到根本遏制……这些新成果在不同层面破译“青藏密码”，持续刷新全球认知。

“这次科考创建了新的科考范式。”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孙航表示，以生物多样性研究为例，科考首次实现了物种数字化、网格化精准调查，构建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涵盖图片、地理信息、遗传资源、物种特征格局及用途等全维度信息，为实现人工智能融入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通过聚焦区域发展中的关键命题，科考队还交出一份“硬核”应用答卷：在生态建设方面，全过程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立法，指导羌塘、三江源等国家公园建设；在人地关系方面，填补了青藏高原城镇化地图集的历史空白，首次科学地回答了青藏高原未来常住人口承载阈值约为2620万；在灾害防控方面，建成地球系统综合观测与预警平台，服务于冰崩灾害预警、川藏交通廊道灾害本底评估、雅江下游冰崩灾害智能化监测预警；在资源勘探方面，确立喜马拉雅稀有金属矿带，预测北羌塘盆地具有优质烃源岩潜力，圈定找矿靶区33个、卤水锂远景区110处……累计形成140余份决策咨询报告，服务和支撑了国家重大战略，实现了“科学－政策－实践”闭环转化。

“能参与其中，为国家寻找急需的战略性矿产，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秦克章说，“过去，我国一些大宗矿产、战略性关键矿产及稀有矿产对外依存度很高。面对紧缺的矿产资源，我们是‘等米下锅’，心里没底。现在，摸清了更多的资源家底，我们是‘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了。”

“这彰显了科考的最终目的，回应了国家对我们‘科技要落地’的要求。”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所研究员方小敏说。

不仅如此，队员们还推出了“第三极大本营”科考公众号和《珠峰讲堂》《中国从哪里来》《亚洲水塔》等系列科普视频，在青少年心中撒下科学的种子。

“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谈及科考取得成功的关键，有队员直言，紧密配合的“大科学工程”组织模式是至关重要的保障。这种机制打破了学科壁垒，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攻关的跨越。

“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深入羌塘无人区等地的考察，在手续报备、后勤保障、安全支撑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让我们能更专注、更安全地开展科研。同时，与地方队伍的合作，也切实提升了区域找矿理论与技术水平，加速了成果转化。”秦克章对此深有感触。

面对已取得的成绩，姚檀栋直言：“第二次青藏科考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青藏高原仍有许多奥秘值得探究。”

他表示，从综合集成成果判断，青藏高原正处于“第三次环境转型期”，其核心特征是全球变化与人类活动叠加驱动下的“暖湿化”和“暗绿化”，这一过程也是多圈层相互作用空前活跃、区域放大效应与全球联动极为显著的过程。青藏高原将成为暖湿化“放大器”，升温速率为每10年0.37摄氏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降水也呈增加趋势。

这使得机遇与风险并存。一方面，“亚洲水塔”供水能力增强，碳汇能力增强，生物多样性服务人类潜力增强，为宜居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另一方面，“亚洲水塔”失衡、冰崩及冰湖溃决等巨型灾害风险显著增加，生态系统发生深刻变化，高海拔特有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加剧。

“下一步，要在充分认识新风险基础上，抓住新机遇，融入‘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发展战略，组织好新阶段重大科考任务。”姚檀栋表示，新的科考目标将直指现实需求——青藏高原第三次环境转型下的绿色宜居发展科学行动。

面对风险，第二次青藏科考队还积极联手国外科学家，推动建立国际环喜马拉雅地球系统科学协会（ATH），以期在未来10年通过开展国际大科学计划守护这片高原。

在这片离蓝天最近的土地上，这群“铁打”的人将继续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