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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ωēi）———（ata88233）——控制————软件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干扰，当前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同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这一科学论述为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回顾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近三十年...辅助（ωēi）———（ata88233）——控制————软件改革开放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产生了严重干扰，当前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斗争的焦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鉴。同时，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对其中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这一科学论述为研究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回顾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性。但是，不可否认，在建立和完善这一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受到各种错误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这种干扰至今还没有完全排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仍是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保证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政治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商品货币关系将不再存在，市场也将消失，让位于计划。“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被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要不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不要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范围内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社会基本制度的范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最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是一个理论创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像某些学者想象的那样是照搬新自由主义的结果。有人认为，我国的市场取向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提出来的，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是受到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作用的思想。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和如何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进行过艰苦的探索。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现实社会主义面临着要不要保留商品生产、要不要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主张消灭商品生产、消灭市场。但列宁是一个伟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真正做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结束，面对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和复杂的矛盾，列宁得出结论，在小农占优势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不能企图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把商品交换提到首位，把它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杠杆，认为工农业之间的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他提出要“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学会“做文明商人的本领”。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理论的奠基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最早肯定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体系”，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经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的性质，既具有商品货币的一般性，又具有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不同的新的特点，即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这种商品货币关系不是任其自流的，而是处于国家计划指导、监督之下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一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有所抬头。在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严厉批评了消除商品关系和消灭货币的思想，强调必须巩固苏联卢布和通过商品交换发展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看法。他指出，在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证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在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他说，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商品生产都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在苏联只有消费品是商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它只保留着商品的“外壳”。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存在的，并发生着作用。但价值规律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价值规律在个人消费品的商品交换领域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而对生产领域则没有调节的意义，只是具有影响。“价值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存在着竞争、生产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的情况下，才能是生产的调节者。”这表明，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但反对市场对生产的调节作用，他只是要求在计划工作中考虑价值规律的影响。在苏联，这种承认商品生产但反对市场的观点，直到1980年代初，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1960年代围绕着“利别尔曼建议”开展的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还专门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阐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应该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结合当时的条件进行评价，而不能用现在的认识对历史上的观点加以苛求。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指出，这本书“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进行了探索。1958年，他针对有些人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他批评有人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说他们“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和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他提出，“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认为，不仅消费品，而且一部分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他强调要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名言，认为只有利用价值规律，“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主张在制定和实施计划时充分考虑和利用价值规律的作用，但不赞成市场的自发调节。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长期主管财政经济领导工作的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利用市场调节的问题上，提出了精辟的、富有创见的论点。早在1956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上就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以国家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辅;在生产计划方面，以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辅;在统一的市场中，以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辅。他指出，“全国的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6]13这一构想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受到与会代表和一些外国人士的赞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陈云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补充、完善和发展了原有的观点，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认识。1979年3月，他专门写了一份《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计划太死，缺少市场自动调节部分，因而“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他所说的“市场调节”，是指“按价值规律调节，在经济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无政府’、‘盲目’生产的办法来加以调节。”他认为，这种市场调节是在国家总体调控下起作用的，它“只能是有益的补充”，而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陈云指出：“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比例。”他把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比作鸟和笼子的关系。他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指导的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全面地、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及我国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成果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进行探索，我们今天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正是在继承和发展历史上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得出来的。我国改革的历史也表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是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这一思想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分析现实经济生活得出的。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它们属于运行机制的范畴。运用什么方法、手段，应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进行选择。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经验为实践基础的。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理论，总结我国改革的实践提出来的。十四大指出，改革十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我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可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同新自由主义是不相干的。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即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人类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了;把计划经济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即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以来，也有了几十年的经验。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这种运行机制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前无古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表明，这一创造是成功的(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解决)。党的十七大指出，“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项宝贵经验。但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存在着许多分歧，有的还属于原则性的分歧，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加以分析，以明辨是非。大体上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市场经济有没有社会制度属性?要不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第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关系?是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市场经济的运转，还是相反?市场经济要不要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服务?第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不能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即公有制同市场经济是否相容?第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何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可以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排斥计划，即要不要把市场经济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二、邓小平理论是讨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原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引发了关于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新一轮热烈讨论。有人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出发来理解这一论断，他们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的“资源配置”四个字删去，改成“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仿佛市场在一切领域都应该起决定性作用。有一篇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文章说：“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线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和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为标尺，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则和检验尺度。”这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引领其他领域改革的基本方针。”并且此文还明确地指出，政府应该放弃调节经济的职能。按照此观点，“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全面的、无所不包的，任何经济领域都要由市场来决定。同时，也有一部分人担心市场作用大了、起决定性作用了，会导致资本主义。他们的思想深处仍旧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市场经济不能搞多了，搞多了就会变成资本主义。为了正确理解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问题，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我们必须依据邓小平理论，尤其是他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来进行分析。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都是基本制度的范畴，它们反映了社会制度的本质。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种思想严重束缚了我国经济建设，使得我们不敢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怕多用了市场机制，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就是，他明确指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畴，而是属于运行机制的范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运用的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回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但也有不同”，它“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1985年邓小平又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0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领导的谈话中强调，“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1991年初，他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再一次强调：“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这一系列讲话，把市场经济的有关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这些讲话，在1990年代是耳熟能详的。我们之所以不嫌其烦地引用这些话，是因为时至今日，每当讨论到有关市场经济的具体问题，人们往往把邓小平这些话置诸脑后，忘记运用他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来分析问题了。看来，重新学习邓小平这些思想是很有必要的。把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一点，即：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这就同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区别开来了;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我们就用，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我们就不用，这就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万能论区别开来了;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决定性的是谁来运用、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可以明确市场经济是从属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从而与新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的地位抬高到第一位的错误观点区别开来了。三、市场经济必然要同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因而有姓“社”姓“资”的区别市场经济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那么它有没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呢?有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呢?记得1992年党的十四大前夕，在讨论十四大报告稿时，就有人给中央写信，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说什么“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区别。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一定要加个形容词，那就叫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好了。”现在这样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法的人不多了，但这种看法，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存在。比如，有的经济学家开口闭口讲市场经济，就是不提“社会主义”四个字，不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回顾20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正如刘国光同志批评的，有一种倾向，即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割裂开来，市场经济讲多了，社会主义讲少了、甚至不讲了。毫无疑问，市场经济作为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有它自己固有的内容。例如，进入市场的主体(企业)应该是拥有自主经营权、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它能够根据市场上供求关系的变化自主地做出经营决策，并对决策的后果负责;绝大多数产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而不是由国家来规定;有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各个经济领域市场都能发挥作用;有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规章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没有这些内容，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行;没有这些内容，也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了。这是各种社会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共性，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相似”的含义。但是，任何经济运行机制都是在一定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不可能脱离所有制独立地存在，孤立地运转。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必然要有一个行为主体来使用它，它必然要为使用它的行为主体的利益服务。离开行为主体，方法、手段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个行为主体就是占有生产资料的经济单位。概括地说，市场经济不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就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运转;不是为公有制服务，就是为私有制服务。而所有制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所以，换句话说，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不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就是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不是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服务，就是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服务。市场经济是离不开所有制(即基本经济制度)的。从哲学上讲，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们在理论上可以把同类事物中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进行认识和分析，但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脱离特殊性而独立存在的共性。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把各种具体水果(苹果、橘子、梨、香蕉等等)中共性的东西抽象出来，把它概括为水果，但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只能是具体的水果。脱离具体的苹果、橘子、梨、香蕉等等的抽象水果，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买不到的。同样，我们可以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不同社会里运行的市场机制的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认识它运行的共同规律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总是同一定的所有制、一定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没有脱离基本经济制度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拼装在一起，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着从属关系的有机结合。其中基本经济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它要反映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和要求，它的运行要为巩固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是有社会制度属性的。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服务，它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服务，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类前置词是不可或缺的。从这个角度说，市场经济是有姓“社”姓“资”区别的。1994年江泽民在天津考察时明确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他针对有些人提出的为什么市场经济前面要加“社会主义”四个字的疑问，特地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