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倒是方便，开关一开就不用管了，冷了自己也可以提前烧，家里有小孙子，温度调高点，屋里很暖和的。但90平米的房子一天要走十几个字，一年至少得4000多块钱，实在是贵。”家住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镇东辛房村华怡家园的郑阿姨告诉记者。

华怡家园由四栋连体楼房组成，与城市小区无异，用气费用虽高，但尚能保证较好的舒适度，住在农村平房的村民就没这么幸运了。

“一冬天4个月估计得1万块钱左右！花这么多钱不说，有的屋子还不热乎！”在北京市大兴区大生庄村，一位关姓阿姨带记者走进她孩子的卧室，她指着墙角的电暖器说，“孩子晚上睡觉还得开这个。”她又带记者进入自己卧室，掀开床垫说：“瞧，我和老伴儿晚上必须开着电热毯。”

关阿姨老伴还打开控制各屋暖气阀门的柜子给记者看：“这么多阀门，我们不知道哪个控制哪个屋，不敢乱动。”

关阿姨家隔壁70多岁的李奶奶家燃气费更是高昂。李奶奶说：“我们不会操作，家里有人没人都烧着气。我们把一阶梯的气买完都不够，又买二阶梯的，去年冬天就花了1万多块钱。”

在距离大生庄村约40公里的大兴区采育镇，村民们也对记者谈起了煤改气以来的感受。

“现在屋里确实干净，也省事。以前烧煤可不成，一天得背好多筐煤，还得穿个大褂掏炉灰，弄不好火炉子就灭了。”采育镇大黑垡村的张大爷告诉记者。在记者问到是否暖和时，张大爷直言：“不怕烧钱就暖和！”

“我家一共7间房，我估算过，要想烧暖和了，进屋来棉袄一脱，一天得100块钱。”张大爷指着自己身上的黑色棉服边比划边告诉记者，“要是在屋里还穿着这棉服，一天也要六七十块钱，平均一年下来差不多要7000来块钱。”

“村里很多家都舍不得烧。白天暖和就把壁挂炉温度调低点，我调55度，晚上再调高点，调60度，不能再高了，要不花钱太多。我们村有一户家里只有一间屋开暖气，一天烧不到10块钱。但天冷的时候，他们屋里和外边没多大区别。”张大爷边摇头边感慨，“这家伙儿真烧钱！烧不起！”

在大黑垡村临近的北辛店村，当地村民也纷纷对记者讲起了精打细算的“取暖经”。以60多岁的吴阿姨家为例：“我家有5间房，去年一个采暖季花了5000块钱。早上出门就把温度调低，保证管道不冻。晚上睡觉再把温度调高点。”

“去年一方气2.28元，今年涨到了2.63元！”问及燃气价格，几乎所有受访村民都能准确回答。

根据2018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北京市天然气居民门站价格和非居民门站价格实现并轨。北京市发改委规定自2018年7月10日起，居民用气价格每立方米上调0.35元，第一阶梯由2.28元上调至2.63元，第二阶梯由2.5元上调到2.85元。虽然补贴也相应提高了0.35元，但补贴气量最高仍维持在820立方米，而居民采暖季用气量远不止于此，这进一步提高了农村煤改气用户的用气成本。

“我家以前拉一车煤能烧3年，同样的钱，现在烧气一年就没了，六七千块钱呢。”在大黑垡村，一位村民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北辛店村的吴阿姨也说：“我更愿意烧煤，便宜、暖和。”大黑垡村的张大爷也谈到了煤和气的“性价比”：“一冬天烧5吨煤也用不到烧气一半的钱，屋里还很暖和。烧气就不行了，舍不得烧那么热。”

另外，据上述村民介绍，首次安装的燃气壁挂炉全部免费，村民未付任何费用，但用气补贴却不尽相同：华怡家园郑阿姨家没有任何补贴；大黑垡村张大爷家一个采暖季补贴1000元；大生庄村关阿姨家补贴137方气；北辛店村吴阿姨家最高补贴128方气，去年另有1000元补贴……

针对华怡家园没有补贴的情况，记者来到龙泉镇镇政府，多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我们镇好像没有煤改气的村庄”或“不了解情况”。

有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被列入国家项目库的煤改气村庄才有可能获得补贴。但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即便有补贴，对于有的农户来讲，高昂的采暖费仍是一项沉重负担。例如，上述大生庄村关阿姨就表示承担取暖费很困难：“我除了每月两三百元的养老金和村里大队每年给1万多元的分红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来源。我的养老金全用来买燃气还不够。”

一位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农村煤改气后，若想保持原来的舒适度，所需费用大概是烧煤的2—3倍。

“农民收入相对较低，但用气总花费比城里还高。”多位村民给记者算了他们的经济账。

在陕西省燃气设计院原院长郭宗华看来，农村住房面积大，独家独户，到处漏风。城市楼房燃气壁挂炉调40多度就很暖和，到农村调60多度可能都不行。要使屋内保持在一定温度，采暖消耗的气量自然就大。“还有些不会操作的，不管屋里有没有人，都一直开着，这能不烧钱吗？农民肯定觉得贵、用不起。”

多位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农村房屋保温性差是能耗大的重要原因，房屋设计和保温性都应改造。

“我家地暖管道在地下盘来盘去，打上一层洋灰，估计有20多厘米厚，上面再盖一层厚厚的水泥，热根本传不上来。如果重新改造，又得1万多块钱，谁出得起？”大生庄村关阿姨告诉记者。而大黑垡村张大爷说：“我今年冬天给家里又安了一层窗户，现在是双层的。重新做了保温后，稍微好些。”

对此，北京市燃气集团研究院动态与政策分析研究部副部长张雄君认为：“农村由于房屋结构问题，建筑节能做得不好，在本身气价高的情况下叠加高能耗，取暖费用自然下不去。另外，这么贵的气就这么烧，不光是一种资金浪费，更是一种资源浪费。”

张雄君同时指出，“现在国家已经调整政策，不再‘一刀切’。针对已经改气的没法改回去、收入也固定的现状，对房屋实施建筑节能改造措施是有效的解决方案，但这又会面临对用户居住习惯意识培养的问题。农村用户如何使用上‘好用不贵’的资源，确实需要各方面的重视和努力。”

此外，郭宗华指出：“天然气补贴太少，没有太大作用。”另据介绍，目前各地农村煤改气的补贴均暂定为3年。那3年之后补贴会否取消？多位政府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农村煤改气至今还没到3年，所以并未考虑过此问题。

事实上，农村煤改气不仅用户费用高，企业也是在做“赔钱的买卖”。张雄君直言：“北京管道能铺设到的地方使用的是管道气，管道去不了的地方就需要一些液化天然气点供站。给一个村庄供气，建点供站投资很大，而用气端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户，不管用户多少，都得建那么多设施在那搁着，边际成本很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认为，这一轮煤改气主要是高压行政驱动，导致了供需不均衡的结果：“上级将其作为政治要求或者政绩工程，下级完成任务有很大压力，急于求成，在推进节奏上难免仓促。这必然导致燃气供给跟不上、燃气改造公司能力和资质跟不上、老百姓观念和使用技能跟不上、相关财政补助和资金来源跟不上等问题。”

问题怎么解决？聂辉华表示：“一方面，对这项惠民工程，中央和地方政府应该持续给予适当补助；另一方面，可尝试推动环境保护跨区转移支付机制，周边受益地区，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受益地区，应有责任、有担当地对农户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并将这种补偿机制常态化、制度化。此外，应引入市场机制，例如地方政府和一些农业科技企业对接，让企业收购当地的秸秆，‘变废为宝’，推动生物质清洁供暖，而不必局限于煤改气。这样既可保护环境，又能给农户带来收入，减轻采暖成本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