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矿材网

李四光

一、人物简介

李四光（1889.10.26－1971.4.29），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教育家、音乐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力学创立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科学家，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主要领导人和奠基人。

二、生平及贡献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0月26日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州府黄冈县，取名“李仲揆”。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的李仲揆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并改名为李四光。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5月，李四光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宣誓加入同盟会。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船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

1910年李四光毕业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

1911年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

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51年当选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任中国科协主席；

1969年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2009年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李四光的主要贡献：

1.创立地质力学，建立“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

2.深入研究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提出中国东部存在第四纪冰川；

3.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理论，开创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预报地震途径；

4.发现大庆油田，摘掉中国贫油帽子，为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三、轶事

灵机一动成“四光”

李四光本名李仲揆，李四光这个名字，是后来李仲揆去上学时候，需要填写报名单，李仲揆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随手就写了个“十四”，这是他当时的真实年龄。可是，他马上便发觉填错了栏目，这下可怎么办呢？聪明的李四光就在“十”字上加了几笔改成“李”字，可“李四”这个名字实在不好听，正在为难的时候，李四光抬头看见堂中上方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光被四表”，他灵机一动，在“李四”后面又加上了一个“光”字。从此，李仲揆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作“李四光”。

童年生活艰辛路

李四光童年时候，家庭生活十分艰辛。一家数口仅靠父亲办私塾收缴学生的一点学费来勉强维持，如果遇上灾荒年，私塾学生少了，就有断粮断炊的危险，不得已时也只好从当地的地主家里租借。因此李四光的母亲也经常纺线织布，换些零用钱。而李四光的父亲，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有一次因与黄冈的革命党人有冲突被迫逃离家乡，去南京躲了一年多，家庭生活就更加的艰难。以至于在李四光50多岁时候，还不时想起幼年的苦难，为自己父母所忍受的种种苦楚而痛心。正是在这个家庭的影响下，李四光从小就养成勤劳的习惯，他常常帮着妈妈打柴、舂米、推磨、扫地、提水、放羊、割草等，几乎样样事情都能干。

勤奋刻苦初识石

5岁的时候，李四光随一位陈姓先生接受启蒙教育，6岁转到父亲的私塾里，随父亲念书。李四光学习的时候，刻苦认真，勤奋用功。每天从早到晚，朗读、背诵、练字，作文忙个不停。他不贪玩，老师不在的时候，依然能独自学习，而不像别的孩子一样，爬桌子，踩凳子，闹翻了天。李四光从小就喜欢动脑筋，问问题。有一次，他和小朋友一起捉迷藏的时候，看到村头的一块特别大的石头，他就曾产生过这样的疑问：这石头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周围没有这种石头呢？也许是个偶然的巧合，他后来果真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还科学地回答过他孩童时的疑问。

儿时良言劝小偷

李四光富有同情心，对左右邻里的穷苦人有很深的感情。有一次，天气很冷，一个小偷摸进私塾里把同学盖在被子上的棉衣偷走了，被同学当场捉住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狠揍了一顿，最后还被吊了起来。但是只有李四光没有动手，他只是悄声不响地拿来一条板凳，垫在小偷脚下，劝诫他说以后不要再做坏事了，不然挨这么多打，可怎么受得了呢？

艰难刻苦求学路

1902年，湖北省开始兴建大、中、小各种学堂，少年有志者，都愿意来武昌上学。消息传到黄冈后，李四光也向父母提出了上学的要求。父亲很支持他，从乡亲手里借来路费；母亲也支持他，特地将自己出嫁时的嫁衣给李四光制成了一件棉袍子。李四光告别父母，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省城武汉求学。

1902 年冬，李四光进入武昌第二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该学校是寄宿制，全部食宿均由学堂供给，李四光全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李四光学习非常用功，他如饥似渴地吸取各种知识，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没有人帮助疏通关系，直到1904年7月，他才被破格选派去日本官费留学。李四光回黄冈向父亲辞行，随即乘船去日本。但官费有限，他只好买了统舱票，以便节约开支留作它用。第一次去这么远的地方学习，李四光心情无比激动，特别是当船驶出上海吴淞口，眺望大海，波涛汹涌，茫茫无际。小小少年，心旷神怡，站在甲板上，久久不愿回舱。他的思绪随着海风海浪飘得很远，很远。

经过漫长的旅行，轮船终于抵达日本的横滨港，后又乘汽车来到东京，但不巧的是，临行前，亲友饯行，李四光多吃了些甲鱼之类的荤腥，在海上又着了点凉，所以一到东京便腹泻不止，医院诊治为痢疾，并对他进行隔离治疗，只得借钱治病。这次患病对他影响很大。当大夫劝他平时多吃素少吃荤时，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劝告，几乎一生饮食清淡，至多吃点鱼、蛋什么的。所以，有的朋友和他开玩笑说，李四光只是吃一些不会叫的东西。

在日本，李四光首先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主要学习日本国的语言和初等数理化。1907年7月毕业之后，李四光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每年仅能吸收中国留学生10名左右，而报考者竟达千余人，李四光能够考中，是极其不容易的。

在学校，李四光学习刻苦，生活依旧清贫。每月收到的官费用于必须的开支后，已所剩无几。为了省钱，他常常把生米放进暖水瓶中，加上开水，浸泡一夜，第二天，凑着咸菜一起吃下去。除了学习、生活，李四光更关心祖国的命运。他常步入留学生会馆，听演讲，听报告，结识了许多民主革命家。他剪掉自己的辫子表示站在革命一边，拥护革命。1905年7月，李四光终于在东京见到了他敬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和宣誓仪式。孙中山曾亲切地摸着李四光的头说，你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好，一定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当时，李四光年仅16岁。

1910年7月，李四光从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结束了7年留学日本的生活，和同学们一起返回祖国。不久，他被派到武昌县花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从学生到教师，李四光感受十分新鲜，但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因此他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当时，李四光正在北京参加留学毕业生的全国统一考试。他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收拾行装南下。回到武昌不久，李四光便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来，又改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然而，革命的发展并不是像他想象的一样。不久，袁世凯上台，打击和排挤革命党人。李四光发展实业、造福人民、建设新湖北的宏伟计划已成幻想，他内心郁闷，陷入彷徨之中。于是，李四光产生了再去读几年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的想法。1913年7 月，李四光由官派出国，赴英国伯明翰大学继续深造，年轻的李四光如愿以偿。当时，和李四光一起留学的有4个人，政府发放的路费全是金条。李四光告诉同伴：“你们慢慢收拾行李，我去银行兑换钱币。”当李四光来到银行的时候，一身破旧的衣服引起了银行职员的怀疑，非但没有换回钱币，还被怀疑偷别人的金条而被抓了起来，任他如何解释也没有结果，连饿带冻，第二天才被同伴救回。尽管如此，青年李四光还心系父亲兄长，将自己旅费的一部分省下来交给他们，以供弟妹们上学之用，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情怀啊！李四光试图用所有的努力来报答14年乡村生活中父老乡亲给予他的关怀与厚爱，就像他后来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一样，鞠躬尽瘁而又无怨无悔！

长途跋涉，远渡重洋，李四光第二次离开祖国，终于抵达伦敦。这里是资本主义的故乡，是近代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如今早已车水马龙，五光十色，大厦林立。但在李四光的眼里，这一切无异于过眼云烟，他心里更渴求的是知识和科学。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四光决定进入在采矿方面较为著名的伯明翰大学。于是他匆忙离开了伦敦，来到了英国西部重镇伯明翰城，在学校附近的一所公寓住了下来。李四光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学生，即使休息时间，也下放松学习。即使偶尔在假日走进公园，看看名胜古迹，身边也总是少不了一叠报纸杂志，或是一卷厚厚的书籍。在林阴里，在流水旁，他一坐下来就抄抄写写，或是思考一连串的问题。但平静的学习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以英、法、俄为一方的协约国和以德、意、奥为一方的同盟国，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了生死大战。一时间，生活物资日益短缺，物价开始上涨，生活极度困难，许多留学生无法忍受，纷纷离开英国。但李四光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从小养成的坚忍精神，节衣缩食，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学习坚持了下来。他常常利用假期，跑到矿山做临时工，赚钱维持生活，继续完成学业。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他乐观旷达，劳逸结合，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拉小提琴，并成了为终生的爱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5月，李四光用英文写成了一篇长达387页的论文——《中国之地质》，并提交伯明翰大学地质系。6月，他通过了论文答辩。由于这篇论文的提出，李四光被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不久，李四光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来的聘书，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6年多的英国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尽管国内依然是军阀混战，你争我夺，李四光还是接受了邀请，带着为真理奋斗的治学精神，带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1920年5月，李四光结束了漫长的求学之路，回到北京。此时，他已经31岁，在这三十年里，除了幼儿时期和暂短的工作以外，他几乎都在不停的学习中，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如今，对李四光来说，该是他向祖国贡献知识和学问的时候了！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一丝不苟传身教

李四光到地质系后，主要讲授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备课认真，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特别注意基础知识和基本功的训练。从岩石的肉眼识别，到显微镜下的鉴定以及进行全面的化学分析，他都要求学生能够掌握。他考试的方法不同于其他老师的方法，除了要进行理论问答以外，还发给学生几块岩石的标本，要求他们写出标本的名称、矿物成分、生成条件、与矿产的关系等等。他还极其重视书本以外的知识，经常带学生赴野外考察，边看边讲，边讲边看，要求同学们大量采集标本，回来后，归类整理，陈列在实验室供教学研究之用。

手拿铁锤抱不平

在长期的国外留学生活中，李四光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尽歧视的耻辱，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人家的文化程度比我们高，艺术比我们精。人家的地方已经开辟到十分田地，我们的一块沃土，还在那里荒着。请他们来做好了，再拱手奉还给我们，世界上恐怕没有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一线的生机，还是在我们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举起锄头向前挖去。”所以，李四光上课的时候，除了科学上的一些专有名词以外，他始终坚持用中文讲解。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学生叫他“Mr.李”，叫了几声，他就问那个学生叫谁？那个学生说：“叫你。”李四光说：“你可以称我老李、小李或阿猫、阿狗什么的，但是我不准你叫我‘Mr.李’。”有一次，李四光带了七八个学生到宜昌做野外考察，在街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坐人力车不给车钱，还要拿起手杖打拉车人。李四光看到后，气愤极了，就跑到美国人面前一定要他付车钱，并且不准打人。那个美国人开始愣了一下，后来一看是一个穿破西服的中国人，竟蛮不讲理地冷笑一下，准备一走了之。李四光和七八个学生那起地质锤把他拦住了。那个美国人一看事情不妙，只得乖乖地给了车钱，灰溜溜地走了，路上的行人都为此感到扬眉吐气。

惊心动魄回国旅

1947年6月6日，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在南京决定，让李四光代表中国参加1948年8月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李四光感到这是个离开乌烟瘴气国统区的好机会，他极其珍视这个机会，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准备论文，反复修改，力争代表中国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也是李四光的一贯学风。1948年2月，李四光从上海启程，几经辗转，直到4月初，才在香港搭上一艘挪威货轮。大海里的航行是异常艰辛的。对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已不再充满神奇。面对滚滚波涛，海风呼啸，李四光心中思念自己的祖国，祖国正像一艘火海里的航船，中国人民正在忍受战争的煎熬。

经过大约两个多月的艰难航程，货船终于抵达法国南岸的大港马赛。上岸后，他改乘火车经法国首都巴黎，再横渡英吉利海峡，抵达英国伦敦。码头上，可爱的女儿正站在那里迎接他，李四光的女儿李熙芝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她早早地等候在多佛尔码头，迎接父母的到来。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开幕。在公布的各民主党派、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和特邀人士等名单中，李四光是作为中华民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但是，正当李四光以焦急的心情准备回国时，台湾的国民党却正在策划着一个罪恶的阴谋。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将其扣留。一个朋友将这一切打电话告诉李四光，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李四光当机立断，拿起一个小皮包，只身从普利茅斯渡过英伦海峡来到法国。

1950年3月初，李四光秘密回到香港，随即住进他的朋友预先安排的一个僻静的住所。1950年4月6日，李四光夫妇一大早就来到车站，6点多钟便乘上了香港至九龙的火车。不久便踏进了祖国南方的大门。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时刻啊！1950年5月6日清晨，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受到新老朋友的热烈欢迎。李四光被安排住在当时北京最高级的饭店——六国饭店。一个多星期后，又迁到北京饭店。住进北京饭店的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前来看望他们，令李四光夫妇十分激动。周总理鼓励李四光协助郭沫若院长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同时发挥专业特长与优势，担负起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李四光会意地连连点头，他说：“今天是中国未有的大时代，一切人都要努力，不能落伍。”正是在党和人民的关怀、重视和信任下，李四光开始了最有意义的工作。

永不放弃终出油

50年代初，李四光承担的另一重大的任务就是，把全国的地质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连年的劳累使李四光的健康状况有所下降，他时常带病坚持工作，万不得已才去医院住院治疗。但是，1957 年，李四光的肾病加重，小便带血，背部生疮，住进了北京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手术刀口基本上愈合了，但创痛还没有完全消除李四光就急于出院，返回了工作岗位。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远景，在 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1915～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马栋臣、王国栋曾率领一个钻井队，在陕西北部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不少钱，然而收获寥寥。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回国后写文章说，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中国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油田，东北部分不会有大量石油。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

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1928年的时候，李四光就曾写文章指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开。中国西北方出油的希望虽然不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李四光从构造地质角度出发，认为油区是生油和储油条件比较优越的地区，而油田是储油条件特别好的地区，找油要先找油区再找油田。他认为，我国石油勘探远景最大的区域有以下三个：一是青、康、滇、缅大地槽；一是阿拉善—陕北盆地；另一是东北—华北的平原地区。他说首先应该把柴达木盆地、黑河地区、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寻找石油的对象。

李四光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石油战线的广大工作者。1954年初，地质部成立了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委员会。1955年，地质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组成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经过艰苦工作，终于发现了很多可能储油的构造。

1956年，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定1956年将派93个地质队，430多名地质人员奔赴12个地区进行普查和细测。这样经过3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在新疆、青海、四川、江苏、贵州、广西及华北、东北等有希望的含油远景区，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并在柴达木等构造上，探到了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流。

1958年，四川的南充等地，相继出油，开辟了我国西南石油工业基地。

1958年，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共同发出“三年攻下松辽”的战斗号召。地质部从四川、青海、陕甘宁调集队伍，加强松辽找油工作，终于在吉林省扶余县的一个钻井中，首次遇见厚达70厘米和50厘米的油砂岩层。同年秋天，发现了大同镇“长垣”构造，出油后改为大庆长垣。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我国东部找油的一个重要突破。之后，又在华北、中原、汉江、广东等地相继发现一大批油田。

主席亲切见四光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在日理万机，操劳国内外、党内外大事的百忙之中，在一次会议期间接见了李四光。那天，李四光回到家里，精神格外奋发，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接见时的幸福情景：毛泽东身材魁梧。红光满面，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毛泽东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李四光非常感动。毛泽东博学多闻，这样关心地质科学的发展，连地质力学中“山字型构造”这样专门的概念都注意到了。

在李四光任地质部长期间，毛泽东主席多次对地质工作作出指示。1953年，毛泽东指出，地质部是党的地质调查研究工作部。1956年，毛泽东又指出：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察部，它的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提早一个五年计划。对于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毛泽东也很重视。1955年，周恩来总理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支持地质部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此后，在这个研究室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今天才有了专门的地质力学研究所。

毛泽东极其关心中国的石油远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有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一座客厅里接见了李四光。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谈话中间，毛泽东关切地问到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怎么样?李四光早在1932年就注意了这个问题。以后，从1935年到1936年，他在英国讲学时，写过一本《中国地质学》，其中提到“东海、华北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实际指的就是石油。他用乐观的、十分肯定的语气回答毛泽东说，中国天然石油的远景大有可为。他根据数十年来地质力学的研究，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出发，向毛泽东、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认为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松辽平原、包括渤海湾在内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和北部湾，还有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句话，因为过去是用英文写的，所以故意说得含糊些。

听到这里，周恩来笑着说：我们的地质部长很乐观啊!毛泽东也高兴地笑了，当即作了关于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地质部和兄弟部门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战略性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根据地质力学的理论，他们在一些辽阔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中，在约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进行了程度不同的石油普查。打了3000多口普查钻井，总进尺120多万米。从所取得的大量地质资料看，不仅初步摸清了中国石油地质的基本特征，而且证实了中国有着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后来在大庆油田喷射出大量的石油就是最好的例证。

地质力学在找油实践中经受了检验。毛泽东对这件事一直记在心上。1964年，在三届人大会议期间，一个服务员同志在人大代表行列中找到了李四光，对他说：“请您到北京厅去一下!”当时李四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走进北京厅时，见到大厅中只有毛泽东一人坐在那里。李四光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找他，以为服务员说错了地点，连忙道歉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但毛泽东却健步走了过来，紧握住李四光的手，说：“没有走错，是我找你的。”毛泽东接着风趣地对李四光说：“李四光，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李四光一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毛泽东笑着说：“你那个地质力学的太极拳啊。”这时，李四光才理解毛泽东的话是对他和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一起，用新华夏构造体系找到石油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赞扬，激励着李四光为祖国找到更多的石油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4年某一天，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李四光。那是在怀仁堂开完一个会以后，毛泽东邀请李四光一起观看在北京第一次演出的豫剧《朝阳沟》，并要李四光坐在他的身边，边看戏，边交谈，谈了剧也谈到石油。在谈到石油问题时，毛泽东对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找油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你们两家都有功劳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又拉着李四光一起登上舞台，同演员合影留念。

毛泽东一向重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工作，十分关心科学工作者的成长，对从旧社会过来的愿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关怀。1964年2月6日中午，李四光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李四光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李四光回来告诉他的女儿说： “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次谈话，毛泽东发表了对许多重大科学问题的意见，热忱希望这些老一辈科学家为攻克科学技术尖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自己的才能。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李四光也在其中。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李四光，马上拉着李的手，亲热地叫“李四老”。两人距离那么近，然而因为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伏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的身体好不好，工作情况怎么样。

主席拉着李四光的手走在前面，接见到会的同志们。接着，又一同离开主席台，步入休息室。家里人早已在电视中看到了这一幸福会见的镜头，只是不知道毛泽东和李四光讲了些什么。李四光刚到家，家里人便都急着问李四光。李四光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毛泽东和李四光谈了多少亿万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李说，他很想看看李四光写的书，希望李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李四光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李四光问，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李四光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过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李四光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李四光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全部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整理资料，在此基础上，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1本，李四光就叫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李四光与丁文江的恩恩怨怨

回望历史，在丁、李关系的履历表中，如果李四光在1950-1951年间讲的是真心话，1944年之前那些命名“丁文江”、劝驾出山、书序志悼、长沙谒墓、催促整理遗稿、参与丁奖授受活动等等，就显得虚伪；如果当年的那些行动是真情表达，则李四光在1950年后表现就极为费解。

从尹赞勋的诗说起：

章丁翁李四大家，今后地质遗响大。

万人敬仰章夫子，戡乱战犯脚下踏。

一分为二是规律，评人不要简单化。

四人评价不定案，妄想地质向前跨。

名列第四李四光，建国前后不一样。

前尊后敬我有变，不知同行怎样讲？

地质创业第一人，遍查历史无与伦。

丁翁地阀两头目，莫惜笔墨赶著文。

这首“无题”诗作，是地质学家尹赞勋（1902-1984）先生1983年在患病住院期间写下的。

尹赞勋曾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第四任所长（1940-1942），1957年以后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史上的一位要角。

尹氏晚年为总结一生得失，根据自己的日记撰写了一本回忆录，成书于病榻之上，名为《往事漫忆》（海洋出版社，1988）。这首诗很可能是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反复修改后才附录于书末的。未久，1984年1月27日，尹先生与世长辞。

这本小册子不到10万字，内容很丰富，极具史料价值，但用纸、插图的质量都很差。1983年就写完了，不知为什么到1988年8月才出版，难免令人觉得有些蹊跷。这首诗写了中国科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但表述得略显隐晦。要读懂这首诗，需要更多了解一些与诗中所涉地质学领域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翁文灏（1889-1971）、李四光（1889-1971）“四大家”相关的历史内容。

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和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他们携手打造的地质调查所，硕果累累，人才辈出，闻名中外，是中国地质学领域的重镇。稍后回国的李四光，先后主持过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和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亦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人，在研究、教育和组织管理方面都有突出贡献。

丁文江早于1936年初去世。翁文灏于1948年底被列为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决定成立“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章鸿钊为顾问。11月初，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开始时，主持会议的李四光，在恭请章鸿钊老人致词之后，即讲话高度赞扬这位老人，还特别说明“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的会议”。

翌年9月6日，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北京中国地质学会为章举行的追悼会上的致词中进一步明确地强调：

（章鸿钊）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贡献尤大。因此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

“不是别人”这四个字，是在断然明确地论定“创始人”的地位，是要“罢黜丁、翁，独尊章氏”。

在政权更迭的历史关头，李四光乘势改写了中国地质学的历史。在政治强势之下，原居主流的地质学人失去了话语权。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李四光的历史定调成为陈述中国早年地质学史的不二准绳，同时也长期构成了中国20世纪科学史上的一大公案。

19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长期噤声而心怀隐痛的老辈地质学家们，追寻历史真相的科学史研究者们，不断突破原有的无形禁区，逐步将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这些被埋没的真实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是，因为吃够苦头而心有余悸的人们，在“翻案”的路上一步三回头，走得小心翼翼。

1983年下半年卧于病榻、预感到来日无多的尹赞勋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回顾平生的回忆录中，为了追求历史的公正，为了地质学在中国今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他临近生命终点时的心中呐喊。

尹赞勋诗释读

再来说尹赞勋的诗。

全诗可分四节，每节四句。第一节，说对中国现代地质学发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章、丁、翁、李四大家。但这四个人的命运却很不相同。其中章鸿钊受到敬仰，翁文灏却因“战犯”获罪而被人踩在脚下，不得翻身。

第二节，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这样简单化，应该一分为二。如果对这四位没有公正的评价，会影响中国地质学未来的发展。

第三节，李四光应该名列第四，我尹赞勋对他的看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是不同的。成立前是从内心“尊”他为师长的，以后则只能说是心存“敬”畏而远之了。不知同行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为明知故问）。

第四节，名列第一位的章鸿钊老先生，主要成绩是在地质学史研究方面，但没有多少现代地质学研究成果。被李四光称为“地阀”的丁文江和翁文灏，才真正是中国地质学界的两位领袖。最后的“莫惜笔墨赶著文”，一个“莫”字，分明是要人们赶紧著文为丁、翁洗冤。

对同期的诗作，作者都注明了写作的时间在某月某日，甚至是某时，唯独这首诗只署“1983年患病住院期间写作”。持续时久而不能定稿，表明他难以用文字说清心中的纠结。

总而言之，他表达了对在中国地质学史上“四大家”地位的评价：真正居于最前列的是丁文江和翁文灏。

根据笔者阅读的历史文献判断，理清现代科学史上的悬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只考察“四大家”中丁文江与李四光的关系史，其他问题，且待后述。

生前身后的尊重

李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祖父厍里是蒙古族人，通汉文，以在乡间设私塾为生，与汉族妇女结婚，后代取李姓。清末推行新政，张之洞在湖北兴学堂。小仲揆在父母的支持下，于1902年冬挑起行李到武昌求学。读了一年半，就被派赴日本留学。留日期间，16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选学“舶用机关”，那时他是打算将来为国家造船的。1910年夏毕业回国。也于1911年9月到京师参加“海归”考试，以最优等成绩获赏“工科进士”。1913年再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先是学采矿，后来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就转到理科的地质系。1918年5月，他以《中国之地质》的优秀论文获得了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接着到欧洲大陆做地质考察。

1919年同时在欧洲考察的丁文江在得悉李氏情况后，及时向蔡元培校长推荐。李四光很快就接到了蔡元培的聘书。1920年5月，刚过而立之年的李四光进入北大校园，做了地质系的教授。

1920年，丁文江又从美国请来了德裔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请他在地质调查所负责古生物学研究，同时在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古生物学课程。

丁文江为北大请来这两位高手，北大地质系的教学有了明显改观，与地质调查所之间形成了密切合作的互补关系。丁文江对李四光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很关心，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李四光对校系建设贡献突出，丁文江多有助力。李四光在校中主持修建地质学馆楼，就是采纳了丁文江出的主意。（《李四光年谱》，p104；以下简称“《李谱》”）

地质调查所和北大地质系在几年之中聚集了一批人才，使学术研究和专业教育走上了轨道。1922年1月，丁文江主持筹建中国地质学会，他提议成立五人筹备委员会，将李四光名列其中。2月正式成立时，推选李为首任副会长之一。李在抗战胜利之前一直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担任过多届会长、副会长。（夏湘蓉、王根元编《中国地质学会史》，地质出版社，1982年，第7页。）

丁文江对中国地质学的创始、奠基和持续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形成了他在地质学界中的“共主”地位。李四光对丁文江是尊重和钦佩的。1923年在他研究（ting）科化石分类时，曾将一新属命名为“丁文江属”（《李谱》，p63）。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的知识界在国难临头时热议为国家尽力做事的聚会中，李四光曾热心参加以胡适和丁文江为核心的议政活动。胡适曾在《丁文江传》说“有几个朋友，如李四光先生，如陶孟和先生，如唐钺先生，原来也常来参加讨论的聚餐”。这样看，丁、李之间就不只是局限于地质学方面的关联了。

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于1933年6月遇刺身亡，学者们“百感丛生，悲愤无状”。对研究院事业，他们有危机感的共识。对后继人选，他们也有唯丁文江是举的共识。李四光等老朋友积极劝说丁文江能允就总干事一职，初遭丁氏拒绝。6月23日，丁氏赴美国参加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会后在美访问。在此期间，丁燮林（代理总干事）与李四光、傅斯年等多人联名致函丁文江，极力劝丁出任总干事一职。他们在劝驾长函中，字斟句酌，如泣如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甚至用激将法迫“丁大哥”就位：

目下研究院之局面，自有其困难处，非振作一下不易保得住。不保得住，则以前所费之国帑，吾等所用之心血，皆付流水矣。环顾学术界人士，更无他人有此魄力。见义不赴，非所谓“丁大哥”也。

在信中还有几句话，显然出自李四光（地质所所长）和傅斯年（历史语言所所长）之肺腑。他们了解丁氏是以学术为重的人，因此说：

地质、史语所皆在北极阁下建屋，地质所年底可成，史语所初春可成。……兄可在其中开若干工作之室，参考资料、辅助人员，皆易接近。总干事一职，初任时自然甚忙；数月之后，必能腾出甚多时间，自己作工。此吾等就事实考量之言，绝非虚语也。

1934年5月18日，丁文江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李由此同院共事。李于1934年12月赴英讲学，由丁文江代为指导地质研究所工作。

1935年底，华北危机，丁文江为国家未来预作大西南备战准备，赴湘粤铁路沿线调查煤矿资源，途中因煤气中毒医治不力，于1936年初逝世。

正是基于学术关联而形成的良好关系，当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到丁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刚刚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的“自序”中表达了对丁的敬意。回国后，曾到岳麓山左家陇拜谒丁文江墓（《李谱》，p126）；也曾特意嘱咐黄汲清及早整理丁文江的地质学遗稿（《李谱》，156）。

1936年11月，中国地质学会成立丁文江纪念基金保管委员会，选出7名成员，排序是翁文灏、李四光、章鸿钊、谢家荣、黄汲清、尹赞勋、杨钟健。这个名单传达出双重含意，一是表明丁文江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地位之重，二是它隐约表达了丁文江身后中国地质学界顶级人物声望地位的排序，翁文灏占据首位，李四光为第二位（《李谱》，p123）。

1940年3月，第一届丁文江奖金授奖大会由李四光主持（《李谱》，p135），第二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则授予李四光本人（《李谱》，p146），他在先后的讲话和书面发言中都表达了对亡友丁文江的尊敬。

至此，看李四光与丁文江之间的关系，曰情，深也；曰谊，厚也。

1950年的地质工作扩大会议

在李四光1945-1949年间的活动中，未见涉及与丁文江有关的记录。

1950年6月20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扩大院务会议上，李四光以副院长的身份做了一个意近思想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时还没有开始）的报告。他认为“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们的学术界中充满了买办意识”，并把这种意识的形成归罪于已经制度化了的“买办教育”。

这是李四光走上院领导岗位后的第一次讲话，在此讲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20天后公开发表（参见《李四光全集》第8卷，pp181-182）。从文中可以看出，第一，他把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中建立起来的新教育制度整体地定性为买办教育制度，所有留学归国服务的留学生都是这种制度的产物；第二，把归国服务的留学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外国人为后台老板而在中国学术界中得势的人，是将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一切集大成于一身的“聪敏者”，另一类则是得不到外国人支持，或是不接受他们的指导而单独工作的“倒霉者”。还说“在这样买办选拔的制度中，也曾造出一些很能干的人才，可惜那些人才多半是为了外国服务而忘却了祖国”。

这里摆出了两面镜子，“聪敏者”照出的是丁文江；“倒霉者”照出的是李四光。

下一步，李四光的论述，从整个科技界具体落实到了地质学界。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出任主任委员。

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由李四光主持的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笔者从1984年出版的《李四光传记》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会议的情况（陈群等《李四光传》，pp207-208）：

1.到会六十余人，由李四光主持，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1951年工作计划和地质教育等问题。

2.由章鸿钊致开幕词，表达了到会的高兴心情，赞扬会议“是开地质界的新纪元”。

3.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应当是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到会）讲话，表达了中央政府对会议的支持，强调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是大家的要求，也是经过政府考虑过的。

4.李四光在讲话中用一大段话赞扬了章鸿钊，称“这次会议确是章老先生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含义有二，一是对本次会议评价，可以理解为是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的最重要的会议，也可以理解为自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直至本次会议之前，没有开过任何一次重要会议。二是说中国现代地质事业是由章鸿钊开创的。一年后的1951年9月，章鸿钊在南京去世，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致词中声称“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不是别人，而是章先生”。本文开头已经指出，其立意在于明确否定丁文江和翁文灏为创始人。

5.李在会议闭幕词中认为：“会议开得很好，并且皆大欢喜，大家团结起来了。”同时，他要大家还须时刻提高警惕：“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李还表白自己只想做点研究工作，不愿负行政责任，但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样。他说：“经过考虑，斗争，认为只顾自己的兴趣，就是自私。所以才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我们至今不了解这次会议的全程实际情况，看不到有关这次会议的基本文献，尤其是李四光的大会报告和期间讲话记录的文本。在1996年出版的《李四光全集》中竟然没有收入这篇“开创中国地质事业以来第一个重要会议”上的最重要的讲话，甚至在全书附录“李四光著作总目录”中也没有列目，实在令后人难以理解和失望。

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根据对一些当事人采访写出的报告文学《科学大师的名利场》（载《新生界》，1995年第3期，地质出版社）中，披露了会议情况的一个细节：

后来是分组讨论，有一天，李四光在发言时，突然双手举起一张丁文江的像，“‘非常激动的样子”（当时目击者都这样说——何建明注），开口大骂丁文江是“地阀”（指地质学界的学阀——樊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反动政府的走狗”云云。参会的代表像是晴天遭了一声霹雳，你看我，我看你，惊愕得半天没反应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会一散，好几位胆小的代表，围过来问他们尊师章鸿钊老先生。

“可怕！政治可怕噢！”章老先生躲到一边，胆怯地小声说道。

从史学研究规范看，何建明先生的《科学大师的名利场》一文有些不确或失实之处，但据多种史料参照，这里引述的一段内容应是可信的。

大概是属于杀“猴”儆鸡之举，丁文江是中国地质学界的开山宗师，骂丁文江，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李在会议结束前撂下一句：“有团结的力量，同时也有反团结的力量。”是在警告尔等小心：看清形势，不要做“反团结的力量”。另撂下一句，在行政工作位置上，只要人民需要，就要做到“一直到我不能做的时候”，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地质学界，可能也只有地质学界，就这样实现了改朝换代。实现大一统的中国地质界升起了“李”字号帅旗之时，竟然把死去15年的“丁大哥”拉出来献祭。

1951年12月30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召开年会，李四光以学会理事长身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后以《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了一些什么》为题，发表于多家报刊（此文改入《李四光全集》第8卷，pp236-259）。他在讲话一开始便营造了一个极端政治化的语境，从政治到学术，把“三座大山”的阴影投射到地质学界。列出了帝国主义进行“科学侵略”的各种方式，指认在地质学界已形成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买办学者集团”，完全抹杀了以地质调查所为标志的地质学界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他要求每个地质学工作者须以对革命的正、反作用为标准，来检讨每个人以往的工作，由此引出了他自己虚晃一枪的检讨，又从“自我检讨”的隧道穿越到控诉丁文江。他是从自己在1936年1月完稿的英文《中国地质学》一书说起的：

我那一本用讲演稿子凑成的《中国地质学》，匆忙地在伦敦出版，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用中文写成在中国出版，就是现在我检讨自己，必须举出的一个实例。……这本书序文里，我提到丁文江。有一些地质工作者都明了，我自己尤其明了，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地质学的原因，欺负我最厉害的人，就是这个人。然而他死了以后，我还要瞒着我的良心恭维他：说什么他一生苦心为了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来表示我的宽宏大度，我这种虚伪的态度，岂不是自欺欺人？

可能是习惯了英文写作，后边部分说得有些拗口。他要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丁文江是欺负我最厉害的人，他死后，我在《中国地质学》的序言中提到他，恭维说他一生苦心为中国地质事业工作。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的宽宏大度，这是瞒着我的良心的，是虚伪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把历史镜头回放到1936年初，李四光在英国听李突然去世的消息时，他在“The Geology of China”（《中国地质学》）一书的“自序”中写下最后一段文字：

As the preparation of my manuscripts drew to an end there came the sad news of the loss of a friend and highly valued colleague， Dr. V. K. Ting. It is perhaps not out of place if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tribute to this mand who worked so loyall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笔者仿旧时书面行文风格试译为：

正当拙著整理脱稿之际，惊悉吾友贤僚丁文江博士谢世之噩耗。本书作者若假此时彰颂为中国地质科学发达而鞠躬尽瘁之丁君，或无不妥。

当初以学者特有的方式深情悼念自己的朋友和尊敬的同事，16年后却又痛心疾首忏悔自己当年曾表达过的这份感情。

人们不禁要问：李氏所说的“瞒着我的良心”，究竟是发生在1936年，还是发生在1951年？

中国科学院从1951年11月起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按统一部署，李四光在院部人员小范围内做过“检讨”。据《竺可桢日记》，李四光在3月20日下午的检讨中，谈到他“回国时受丁文江两次进攻，第一次要他到北大并兼农商部行走（行走，指旧时宫廷官府中无明确官职而承办具体事务工作的人员——樊注），第二次做北京图书馆副馆长事。”

翻一翻历史旧账。

丁文江关心朋友，很有“大哥”的风范，因此在朋友圈子中尊称他为“丁大哥”。李四光家中经济情况不好，回国之初，有学期交替的时间差，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学校教课领薪。丁文江此时在农商部矿政司兼第四科科长职（《丁文江年谱》，pp145-146），安排李四光到科里工作，让他在北大开学前能拿上几个月的薪水。李到北大开课后，工作勤奋，但生活寒苦，丁又为他找一份兼差，出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梁启超为馆长），即使取半薪250元，收入也有很大增加。

关于后一件事，鲁迅在1925年底和1926年初的杂文中曾先后两次用以揶揄李四光。在双方论战中，李曾于1926年1月30日致函《晨报副刊》编辑徐志摩，声明任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每月只取半薪250元。（陈群等《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pp70-71）。

撇开各说各话的争辩，丁大哥对李四光出以援手是没有问题的。不晓得当年李是如何表达感谢的。弹指一挥，33年过去，两次援手变成了“两次进攻”。

“进攻”一词，有其时代政治的语境。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告诫一些革命队伍的人从战场转向城市工作时会“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和“三反五反运动”穿插进行的。在“五反”中，常说有革命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而倒下去了。

这就是说，李四光认为，他在历史上曾遭到过丁文江两次糖衣炮弹的进攻。

33年前吞下了送服的糖衣，33年后，要打退进攻的炮弹。

后来，丁文江这个名字似乎消失了许多年，偶尔会以“买办学者”的头衔出现在批判性文章中。李四光在后来的谈话中，有时说到丁文江，都与第四纪冰川有关。或许“庐山论冰”是埋在李-丁关系史中的一颗定时炸弹，引爆在1950年，这里不再论述。

12.强硬霸道李四光

声明：转载于新浪博客

李四光的霸道，无非是指对他在任中国地质部长时，搞一言堂和正确路线，压制别的理论和学派，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在地学界一枝独秀，例如在地质部属下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地质力学研究所。李四光的“霸道”，反映的主要是专业以内的事。

在李四光当地质部长时得到了解决，在理论上他也有地质力学的贡献，他也最早倡导新中国的地震预报和地热研究，对地质学的贡献很大。以前把他说成是地学泰斗和发现大庆油田的第一功臣，是有一点过了，有牵强附会之嫌。但现在就说李四光主要是靠溜须拍马，没有一点真才实学，而且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一点功劳都没有，也是不妥的。

事实是，中国地学在1949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很多优秀人物，李四光刚刚回国时，曾被认为是口头理论家，没有受到特殊的重视。李四光创造的地质力学没有得到公认，和中国的石油勘探也没有很大的关系，至今很少有地质学者提及了。与李四光同时代比他有成就的地质学者至少可以举出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和谢家荣等。这些人，要么死在新中国之前（丁），要么在新中国完全置身于科学界之外（翁），要么就是李四光的部下（黄、谢），被打成了右派（谢）或靠边儿站（黄）。因此，这些人在新中国科学界的地位，都无法与李四光相比。

在1949之后，由于政治正确，口才极佳，逻辑思维强，和会讲辩证法，李四光深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的喜爱，于是青云直上。有人指出，虽然李四光是当时的地质部部长，但地质部的日常工作由地质部当时的党组书记负责，李四光甚至不能参加或列席地质部的一些重要的工作会议。可是，由于李四光最早给中央领导提建议，大庆油田发现后，当时的地质部党组写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个伟大的科技成就，便成了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部长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和他举世闻名的地质力学理论，实现了大庆油田的重大发现，李四光的名字从此响彻云霄，名垂史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周恩来评价说：“李四光是一面旗帜，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单独接见李四光，对他运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指导找油，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于这样的荣誉和称赞，作为科学家和地质部部长的李四光，欣欣然而受之，从来都不曾有过谦让和致谢。

虽然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虽然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与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虽然第四纪冰川在学术界最近几年也没有人再提及了，但是李四光却在大批知识分子和老一代科学家都倒霉了的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他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刻。“四人帮”倒台后，国家又专门为他拍摄了一部故事电影《李四光》，时至今日中学地理教科书还在介绍地质力学。北京新落成的中华世纪坛古今40位中华名人中，李四光的塑像，也赫然的出现。

对于此事，地学界一直都有质疑。文革以后，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先生更是接连上书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希望中央能就此给个说法，其中就提到要在地学界开展“百家争鸣”的问题，邓小平对此也做了专门的批示。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发现大庆油田的另一功臣谢家荣的儿子谢学锦院士，对大庆油田的事情也有涉及。地理学家施雅风后来撰文说，有许多的学者对李四光的冰川学说也表示怀疑和反对。六十年代，《科学通报》曾一度对此问题展开讨论，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充分的辩论，以致中途停止，未得结果。所以李四光的这个霸道，在当时肯定是有目共睹的。

不平则鸣，曾隶属地质部的作家何建明，以及独立作家文乐然和何民等人，曾分别撰写报告文学，对大庆油田发现的问题，做过专门的报道（何建明：《秘密档案——大庆油田发现真相》；何建明：《科学家的名利场》；文乐然：《沉重的崇高－两代院士的人生格局》；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为此，李四光的女儿李林院士，曾把作家何建明告上了法庭，结果是法庭判李林胜诉。最近，地质科学院的赵文津院士，也就李四光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撰长文对作家何民和故去的黄汲清院士做了系统的反驳和澄清（《李四光与中国石油的大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