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质队看病难众所周知，原不必细说。可是，有一次回家跟几位朋友海侃聊天，才发现他们是凭空想象的，并不了解具体情况。由此想来，也有介绍地质队员如何看病的必要了。

 其实，地质队“看病难”，是跟“理发难”、“洗澡难”同类性质的问题，是由它的流动性，野外作业和艰巨性所引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人吃五谷，难免生病。处在不良条件下从事笨重的强体力劳动，更容易生病。搞地质的人病了得不到及时、充分的治疗，给个人及其家属带来比常人更大、更深、更远的痛苦，也对地质生产力和地质队伍造成巨大伤害。

 看病难，首先难在有病无处看。至于好医院、好医生、好设备、好药物，那是奢想了，就省点笔墨不去说它吧。

 在野外、工地病了，上哪里看呢？我们的办法是：小病中草药，中病卫生院，大病回老家。大家从中可以体味出与众不同的“看病难”来。所谓“小病”指的是感冒、咳嗽、中暑、拉肚子等常见病。地质队扎营荒山野岭，远离乡镇村庄，近处无医可求，远道去求医也受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小病就全靠自己解决了。感冒用板兰根（或桑菊片、或银翘丸），咳嗽喝枇杷糖浆，中暑灌十滴水，拉肚子吃神曲茶饼，严重的还要多吃2颗“子弹”（钻工戏称抗生素胶囊为子弹），如此等等，人人皆知，个个会用。差别在于能否分清热感还是冷感、热咳还是冷咳。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症下药，才有明显效果。有的人久病成良医，判断较准，吃下去能立竿见影。大多数人搞不准，不过多吃几天药或者再换别种药，也渐有效果，以消耗时间和体质为代价，不用着急也不会害怕。

 如果患上急症，可就有点麻烦了。但是，队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山区农村，各怀有验方、单方、秘方，其中有的还是蛮顶用的。更主要的是队里有一些懂得青草药的“土师父”，此时此刻全靠他们来救急解困了，比如我有一次中暑发痧，炊事员柯遵昌就是一个“猫师”，找他一准没错。只见他二话不说，打碗凉水过来，用稍弯的食指与中指蘸上水，逐次夹紧你的眉心、脖颈、胳膊弯等处的肌肉，一抽二拔，一道道紫红至紫黑色的痧痕被刮出来，他说痧愈重则色愈暗，刮处再在上面抹上白花油，喝上一大碗滚烫的热姜茶。半天过后，居然会头、背冒汗，而头晕乏力、发烧恶心的症状随之缓解下来。他还有治拉肚子的验方。

 有一次，我患急性菌痢，肚子疼得不得了，接连狂拉大泻。老柯见状，丢下一句话：“等等，有药”。只见他扭头往邻近的村子跑去，来回几里地，不到一个小时，从古井里采回来几把凤尾草（见下图）。然后，将凤尾草洗净、捣碎、摏烂，绞下墨绿色的原汁，冲上蜜，叫我喝下去。这一招真神，真灵验，真管用，稍过片刻，停泻停吐，立马见好。

 不论钻工还是地质员，队里患胃溃疡、关节炎、腰肌劳损的人真不少。虽然人难受，却死不了，还得坚持上班，所以我们管这些慢性病、职业病叫“中病”。看这种病得等到赶墟的日子，近则走三五里，七八里路，远则骑自行车，搭手扶拖拉机，到公社卫生院去，就是现在乡镇一级的卫生院（见下图），找个医生，开个处方，付现金买药，结账后开张发票回来。整个看病的过程并不太难，兼带还是打发孤寂无聊的日子，过业余生活、过假日的一种方式。

 在乡镇解决不了的，我们称为“大病”。要是遇上大病，可就麻烦大了。如果就地治疗，要走路、搭车，派人，陪着到城关，上县医院就诊，甚至住院，弄不好家属还要丢下农活、猪羊鸡鸭，远道跑来照顾。那待遇，那困难，那窘境，一句话：和农民一个样。大部分人遇到这份倒霉事，只好选择回老家这条路。咬紧牙，忍住痛，强撑着，央求一、二个肝胆铁哥趁早送他回老家治疗，详情就不必赘述了。曾有几个被怀疑患癌症的战友此去竟永不回头。走的时候，那病者无言、送者无泪、凄凄戚戚的气氛；那生离死别、天伤地泣、悲悲惨惨的场面；如刀割肉，伤心至今。

 我在地质队20多年，对“看病难”有切身的深刻的体验。说实在话，看病固然难，中、小病倒也过得去。因为，地质是青春的事业。大家都正当青壮年，年富力强，吃得了苦、耐得了病，少见有大病重病、危难病情的发生。真正感到恐怖的是半夜三更急性发病、或无法判别是什么病、或没有对症的药可用。碰到这三种情况，处在远乡僻野，哪里看急诊？何处买药？哪有高手可以查询？此时此刻才叫货真价实的“干瞪眼”、“揪心犯难”、“束手无策”呀！

 我就亲身经历过一次。

 1971年春夏之交，在屏南棠口溪贵溪工地上，我们地质、建材、钻机共二、三十人，分住在破庙和农舍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下图为多年后寻访当年住处，那时还只有后面3栋土房，我住中间的楼上）有一天，我的腹部突然大痛起来，一阵一阵发作，不知何病。有的同事们说莫非是盲肠炎？有的说要不然的话，大概就是胃痛吧。于是，先吃点胃药试试，吃了二天毫无作用，排除了胃病。囊尾炎也随后排除了，却仍然找不出病来。 

 第三天，正好队上“解放卡”运器材来工地，就特地送我到县医院就诊。医生也找不出毛病来，给了一些止痛片。这样，遇到绞痛发作、坐立不安，冷汗淋漓、还有点发烧、恶心时，就将止痛片吃下去。缓解着、忍受着、坚持着，大家也跟着吃不安睡不宁，希望会自然痊愈、挺过去。

 可是，到第四天晚上，疼痛愈加剧烈，实在受不了、挺不住了。不单上腹部有向上钻顶般疼痛，非要曲腰屈腹用双手按住腹部不可，而且连双肩也痛起来。躺是躺不住，坐也坐不久，站更站不起来，可走也走不了。黄宝玉与我同住在楼上，无计可施，就赶紧去煮一碗蛋汤让我趁热喝下去，再服止痛片，可也只是缓解片刻，过后照样痛得直冒汗。最后，连止痛片也吃完了。这下子，大家都急了，怎么办？到县城几十公里路，那么远又没交通工具，是不可能的。距离最近的有医生的点棠口公社卫生院，也在七、八公里之外。黄宝玉当机立断，自告奋勇，用自行车连夜载我去棠口看急诊。这也是当时当地的唯一选择，别无良策。

 夜黑，路远，山多，坡陡。山路岖崎，上坡下坡，好不容易来到棠口，黄宝玉已经大汗淋漓、气喘嘘嘘。我自然痛苦万状。俩人找到那所建在旧教堂的破烂保健院（见下图），所幸的是那位不起眼的乡村医生黄某，一问二看，居然一鸣惊人，很有把握地诊断为胆道蛔虫病。他还说蛔虫乱跑乱钻，弄不好会穿孔或堵塞，以致生命危险。他开的药方是喝下一瓶白醋。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可别是江湖庸医信口开河，乱下虎狼药呀！可是此时此刻，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我们也只能信他听他了，别无办法呀。

 于是，黄宝玉赶紧连夜去敲供销社的门，好话说了一箩筐买来一瓶白米醋。当黄宝玉又将我载回贵溪时，已近子夜，两个人劳累加疲惫，十分狼狈。大家听到我们回来的动静，也纷纷起床，讨论决策。结果还是华山一条道，要死也死在相信医生的话。想不到的是，分几次把那瓶醋喝下后，竟渐渐不痛且可以入睡了。

 翌日，我们再去卫生院找黄医生，他说既然喝下醋能使蛔虫安稳下来那就证实确是蛔虫作乱了，一鼓作气打虫吧。这回我们信了，当即开了驱虫的药。服药后的隔天凌晨（已是发病的第6天），大便很急很急，一拉竟拉下一大团一大团的蛔虫来，真吓人。

 为什么会患胆道蛔虫病呢？我回忆起那天在工地上，我们三人被一群马蜂追着，我被蜇了几个大泡，又痛又肿又痒，当即赶紧用随身必带的“季得胜蛇药片”化开涂了，还口服几片下去。想来应该是蛇药的药性强，在治马蜂毒性的同时将蛔虫搅乱了，到处乱闯乱窜，才疼得这样厉害。

 类似的急困大事要事，并非各个工地、每年都会发生。但是在全队范围内，却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二起。不是这个工地，就是那个工地，不是地质员，就是钻工，救治的情况和后果也各不相同。

 如今，随着卫生医疗、交通道路、经济生活等各项条件的改善，村村有卫生所，公路村道畅通，摩托车、汽车进了百姓家，那些充满风险与盲目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而变成久远的故事。地质队“看病难”问题也已经成为历史。但是，40年前那个人急病困、夜黑路陡、赶去棠口的情景，永远刻划在我的脑海里，那种在艰苦条件下形成的相互关心、患难与共的风气永远暖人心田。我更掂记着在地质队里，这种风尚会不会因条件改善而减弱、淡化呢？

 文章来自：芗子的博客  非常感谢作者的分享！